摘要
巴西有组织犯罪的近期变化,主要不在于犯罪类型的增加,而在于收益实现方式的整体替换:以领地控制与暴力垄断为基础的收益结构,正在让位于以触达规模与资金周转速度为基础的收益结构。本文以 2026 年公开披露的系列案件与机构评估为材料,考察这一迁移得以成立的条件。研究发现,迁移的实质是成本结构与风险敞口的重排,而非暴力的退场 —— 暴力被从对外的对抗性使用,转移至对内的劳动力控制与属地边缘的治理真空。在组织层面,诈骗园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生产单元,犯罪即服务市场提供了可采购的能力模块,而有组织犯罪集团所独有的,是可信的违约执行能力与已成型的平行金融网络。在生态层面,即时支付的终局性、规模化泄露的个人数据与偏低的追偿预期三者耦合,共同构成规模化欺诈的必要条件,缺一即不成立。人工智能压低了说服的边际成本,并拆除了语言与口音这一传统的跨境屏障;加密资产则在资金处置端制造溯源断点,使不同犯罪收益合流后难以定性。治理的失效点集中在资金跨境的速度与管辖碎片化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因此路径设计应以资金流为轴心,把拦截窗口前移至清算环节,并将跨境冻结从行动式协作转为常设机制。
关键词:有组织犯罪;数字化迁移;即时支付;诈骗园区;犯罪即服务;资金流治理
1 引言
关于巴西有组织犯罪的研究,长期以暴力垄断、territorial control(地盘控制)与监狱治理为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在解释毒品贩运、勒索与地盘冲突时仍然有效,但面对近年出现的另一类收益活动时开始显露局限:当犯罪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转向网络钓鱼、银行欺诈、身份盗用与即时支付诈骗,那些用以描述暴力组织的概念 —— 领地、武装、对抗 —— 不再构成分析的核心变量。收益的实现不再依赖对特定地理空间的控制,而依赖对大量分散个体的同时触达,以及对资金流转链条的处置能力。
这一变化在 2026 年的一系列公开材料中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巴西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执法与情报人士指出,以第一首都司令部(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PCC)为代表的组织正在把数字工具与方法并入其犯罪结构,利用既有的网络、资金与物流能力实现业务多元化。全球反诈骗联盟的年度评估显示,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2 月间,巴西民众遭遇的诈骗触达约 345 亿次,人均约 201.6 次,估算损失约 40 亿美元。圣保罗州民警在 2026 年 1 月的 “暗色证照” 行动中,于该市金融区查获一处配备约 400 台计算机、雇有约百名操作人员的诈骗呼叫中心,其手法是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数据接触老年群体,以 “追回所谓应得款项” 为由引导其通过 Pix 付款。同年 3 月,柬埔寨一处以赌场为前台的诈骗园区被查处;7 月,国际刑警组织 “第一缕光” 行动在非洲埃斯瓦蒂尼捣毁一处诈骗呼叫中心,现场查获仿制的巴西联邦警察局场景、约 240 台电子设备、外币及仿制警服。
这些材料共同指向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一种以物理强制与属地控制为传统优势的犯罪形态,为何能够在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与风险结构中获得竞争力?本文不拟罗列案件,而是试图回答三个相互衔接的问题:迁移在经济上何以成立,在组织上如何实现,在治理上于何处失效。研究方法上,本文以公开报道、执法通报与机构评估为经验材料,做机制层面的解释,而非数量层面的归纳。需要说明材料本身的限制:受害者陈述、执法通报与行业评估的口径并不统一,前者的归因往往依赖个体回忆,后者的统计以触达次数而非既遂案件为单位,二者均不宜直接用于推算产业规模。本文在使用时对每一类材料的证据强度作了区分。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跨国有组织犯罪向网络欺诈的延伸,常被误读为 “犯罪手段的技术升级”,实则是一次商业模式的替换:组织不必再为每一次收益承担物理暴露的风险,而必须为每一次收益承担平台依赖与资金可追溯的风险,风险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位置并集中到了资金端。
2 迁移的经验事实
2.1 触达规模与损失口径
345 亿次触达与人均 201.6 次这两个数字,衡量的是暴露频率而非案件数量。这一口径的意义在于提示产业的产能:能够在一年内对单一国家形成数百亿次接触,说明投放环节已经完成工业化,其瓶颈不再是人力,而是目标名单的规模与渠道的可用性。约 40 亿美元的估算损失相对于触达次数而言比例极低,这一落差本身即为产业特征 —— 绝大多数接触被忽略,收益来自少数高转化目标,成本结构因此高度偏向 “广撒网、低成本、高容错”。
2.2 城市嵌入与执法符号的复制
圣保罗的案件值得单独分析。该窝点位于金融区,配备约 400 台终端与近百名雇员,其形态更接近一家中型呼叫中心,而非隐蔽的地下作坊。这种城市嵌入性带来两重效果:通信、电力、办公场地等基础设施可按合法业务的标准获取,运营成本被摊薄;同时,犯罪活动混入高密度商业流量,使基于场所特征的发现方式失效。该案选择老年群体作为主要目标,并虚构 “应得款项待追回” 的事由,利用的是对公共福利与金融程序的信息不对称,而非技术漏洞。
埃斯瓦蒂尼的案件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证据。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的并非单纯的作案工具,而是一整套执法符号的复制品:仿制的巴西联邦警察局场景、仿制警服与证件。这类物证说明,权威身份在该产业中已被标准化为可部署的生产资料。对身处巴西的受害者而言,电话另一端的声音、视频中的制服与背景,共同构成一种难以质疑的权威在场;而这种 “在场” 实际产生于另一个大洲。跨境的意义在此发生转换:它不再只是规避管辖的手段,同时成为表演效果的技术条件。
2.3 暴力的空间再分配
有关柬埔寨园区的报道中,获救人员陈述存在强迫劳动、酷刑威胁与恐吓,并称施加者与 PCC 存在关联。此处需对证据强度作出区分:这类关联目前主要建立在受害者陈述之上,尚不足以支撑组织层面的直接归因。但陈述所揭示的运作形态具有分析价值 —— 园区内部的劳动力控制依靠的是扣押证件、债务约束、体罚与威胁,其强度并不低于传统犯罪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只是作用对象从外部竞争者转为内部被招募者。
由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判断:数字化并未带来暴力的退场,而是带来了暴力的空间再分配。对外,组织不再需要以武装对抗执法与竞争者,因为收益不再附着于需要守卫的物理资产;对内,暴力以更隐蔽的形式保留下来,用于维持一个高流动性、低技能、易替换的劳动力群体的纪律。这一判断修正了 “犯罪数字化转型等于暴力减少” 的直觉,也解释了为何该产业在治理薄弱地区尤为集中:它需要一片执法触及成本极高的空间,来容纳那些不能被合法经济吸收的劳动力。
3 产业组织:园区、模块市场与分工重构
3.1 园区作为生产单元
诈骗园区之所以能够跨区域复制,是因为它把欺诈拆解为可标准化、可计件、可监督的工序:名单筛选、初次接触、角色扮演、情绪推进、支付引导、善后处理。每一道工序对应固定的脚本、话术库与考核指标,操作人员无需理解整体逻辑,只需完成本环节的转化。这种分工带来两项效率:培训周期被压缩至数天,人员可替换性极高;质量控制从 “个人技巧” 转为 “流程指标”,产出因此可预测。
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结构也随之改变。场地、终端、通信与电力构成固定投入,被贩运或诱骗而来的劳动力构成可变投入,后者的成本被压至极低且不具议价能力。这解释了园区为何同时对 “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 和 “治理能力薄弱的地区” 具有偏好:前者决定产能上限,后者决定劳动力的可获得性与风险成本。
3.2 犯罪即服务与能力采购
暗网市场把攻击能力拆分为可交易的模块:泄露的数据库、凭据与会话、网站克隆套件、以他人名义注册的账户、以及可直接托管的信息窃取程序。2026 年 8 月,巴西联邦警察针对一名被指控托管并分发信息窃取程序的个人展开行动,此类程序的目标通常是浏览器保存的凭据、会话令牌与加密钱包文件,其产出即上游市场的原料。
模块化采购改变了进入门槛的性质。过去,实施一类攻击需要相应的技术积累;现在,技术积累可以以服务形式购买,组织的投入从 “研发” 转为 “采购与运营”。巴西全国打击网络犯罪研究所的情报负责人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攻击能力的商品化,并指犯罪者 “像企业采购软件一样采购网络犯罪”。这一比喻的技术含义值得展开:软件采购的核心不是获得代码,而是获得可预期的服务等级;同理,能力采购的核心是获得稳定的交付,而非掌握原理。产业的竞争焦点因此从 “谁更懂技术” 转向 “谁更能组织交付”。
3.3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比较优势
在模块化市场中,技术是可购买的,资金处置能力与组织纪律却不是。这正是既有犯罪集团的比较优势所在。分析人士指出,此类集团的运作模式与派系具有相同的 “基因”,是一种可在世界任何地点管理的高可扩展商业模式,并能够与集团此前借助金融科技渠道建立的平行金融网络顺畅对接。
据此可以细化其分工位置:集团提供资本(用于采购工具、租赁场地、支付推广)、提供洗钱物流(把赃款从即时支付体系导入可跨境转移的资产形态)、提供招募与威慑能力(维持园区劳动力供给与内部秩序)、提供触达网络(既有的社会关系与属地影响)。工具开发者、话术设计者、一线操作员、资金处置者则分属不同主体,彼此以交易关系而非隶属关系连接。这一结构的后果是起诉链条的断裂:定罪需要证明共同故意,而模块化交易恰恰把共同故意稀释为一系列独立的买卖。
4 生态条件:三个要素的耦合
4.1 即时支付的终局性
Pix 由巴西中央银行运营,以标识而非完整账户信息作为收款入口,转账在数秒内完成并即时到账。其便利性来自两个设计选择:标识体系降低了转账的认知成本,清算的即时性消除了在途环节。对欺诈而言,这两项特性同时构成杠杆:前者使收款方信息可以批量生成与快速更换,后者使资金在受害者意识到异常之前已完成归属转移。
即时支付的关键属性是终局性。传统卡组织体系中,拒付与 chargeback 机制为事后纠错保留了通道;即时支付不存在这一层,一旦入账,资金即处于收款人控制之下,追回必须经由行政或司法程序。巴西中央银行设立的特别返还机制允许受害者通过金融机构申请冻结涉诈资金并接受审核,这一机制的存在说明制度设计者已经意识到终局性带来的风险,但其运作依赖受害者在时间窗口内完成报案、金融机构的配合以及资金仍停留在可冻结账户内这三个前提。任一前提不成立,返还即无法实现。
4.2 数据的可计算性
规模化欺诈的前提不是模型能力,而是目标名单。泄露数据库在暗网长期流通,使攻击者得以按年龄、地区、收入特征、既往交易记录等维度筛选对象。圣保罗案件中针对老年群体的定向接触,其可行性正建立在数据可按人群特征检索之上。数据的作用在于降低单位接触的筛选成本:当名单能够直接给出 “谁更可能相信权威、谁更可能完成转账”,投放就从概率游戏转为工程作业。
4.3 追偿预期与有罪不罚感
第三个要素是主观的,却直接进入犯罪者的成本计算。当报案率低、追偿周期长、跨境追诉成功率不确定时,犯罪的期望成本随之下降。分析人士把这一生态概括为三个条件的叠加:暴露的数据、不可逆转的转账、以及有罪不罚的感觉。这一概括的解释力在于它指出了耦合关系 —— 三者并非独立的风险因素,而是互为条件。仅有数据而无即时支付,变现效率受限;仅有即时支付而无数据,定向能力不足;两者齐备而追偿预期高,产业的收益风险比则难以支撑园区级别的固定投入。
同一分析人士还提出,最薄弱的环节终究是人的说服而非技术。这一判断在个案层面成立,但需要补充:技术的作用恰恰在于压低说服的边际成本,使 “人” 这一环的不可靠性被规模与流程所补偿。当一次说服失败的成本趋近于零,可靠性就不再是必要条件。
5 技术放大器:两端用力
5.1 说服成本的下降
人工智能在该产业中的作用集中于受害者的识别与操纵环节。语音克隆使操作者可以借用他人声线,深度伪造使视频中的身份具备视觉可信度,生成式素材使话术可以针对个体的姓名、习惯与既往经历做定制。这些能力的技术意义在于它们改变了欺诈的 “本地化门槛”。
跨境欺诈长期受制于一项自然屏障:语言与口音。操作者若不能掌握目标市场的语言习惯、地方表达与社会语境,接触阶段即会暴露。合成语音与生成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拆除了这一屏障,使位于另一大洲的操作员能够以接近本地的语言表现完成接触。这一点在巴西案例中尤为关键 —— 大量园区位于东南亚与非洲,而目标位于南美,语言差异本应构成天然筛选,如今这一筛选已不再有效。
更深一层的变化在于素材的生产。过去,可信的话术依赖对目标社会的长期浸染;现在,公开的社交内容、消费记录与泄露数据足以支撑一份高度具体的脚本。诈骗不再局限于语法错误明显的群发信息,而可以使用受害者的真实姓名、真实习惯与真实关系网络。这使得识别任务从 “发现异常” 转为 “在正常中辨认异常”,难度显著上升。
5.2 藏匿成本的下降
加密资产在产业中的作用位于资金处置端。以 Pix 收到的赃款,可通过场外交易、嵌套于合法业务的中介账户或直接兑换进入链上,再经由多钱包分散、跨链转移与混币服务制造溯源断点。混币与跨链并不能实现绝对匿名,链上分析仍可部分还原路径,但它们足以把还原所需的时间与成本提高到超出多数案件的办案预算。
更棘手的是合流。当不同来源的资金进入同一处置网络,经过若干次拆分与重组后,单笔资金的犯罪来源即难以确定。这不仅影响追赃,也影响定罪:洗钱罪的成立需要证明上游犯罪的存在与资金的关联,而合流恰恰切断了这一关联的可证性。2026 年 7 月的 “交换” 行动针对一个被指与 PCC 有关联的组织,据当局称其通过加密资产、现金运输、银行交易与个人及企业间转账转移了逾 19.4 亿美元。这一量级说明资金处置已不再是犯罪的附属环节,而是独立的业务线,其规模足以反向支撑前端园区的固定投入与人力成本。
6 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6.1 速度差
治理面临的首要约束是速度。数字资金跨境只需数秒,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冻结令的签发与送达均以周或月为周期。这一落差不是行政效率问题,而是两套系统的时间尺度不同:支付系统以秒为单位运转,法律程序以程序正义为前提逐级推进。任何试图以行政提速弥合这一落差的努力,都会在某个环节触及其制度上限。
6.2 管辖碎片化
其次是管辖的碎片化。一起案件的策划地、实施地、受害地与资金落点往往分属四国,各国的证据标准、数据保护规则与金融监管权限互不相同。执法部门需要在多个法域同时取得可用的证据与可执行的冻结令,而任一环节的迟滞都会使资金完成转移。埃斯瓦蒂尼案件中仿制巴西警局的场景,正是这种碎片化的产物:作案地选在执法触及成本最高的地方,受害者却集中于执法意愿最强的国家,两者之间的制度缝隙构成产业的空间。
6.3 追偿机制的能力边界
巴西中央银行的特别返还机制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快速支付干预机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思路:前者以受害者为中心,通过金融机构的配合实现资金冻结与返还;后者以执法协作为中心,在成员国之间协调跨境追踪与冻结。两者都具有实际价值,但边界同样清晰。返还机制依赖资金仍在可冻结账户内,一旦资金完成链上转换即失效;快速干预机制依赖成员国的响应速度与政治意愿,且对已进入混币与跨链环节的资金缺乏手段。据 DiMiao, CN 分析,现有机制的共同短板在于它们都以 “已确认的欺诈” 为启动条件,而确认本身需要时间,这段时间正是资金转移最活跃的窗口。
6.4 归因与起诉的断裂
第四重困境在于归因。工具开发者、话术运营者、一线操作员、资金处置者分属不同主体,彼此以交易相连。这种结构使传统的共同犯罪认定难以适用:可以捕获操作员,却难以证明其与组织核心的犯意联络;可以冻结某个账户,却难以证明其与特定受害者的对应关系。执法因此容易停留在对一线的批量处置,而对资本与洗钱节点缺乏有效打击。
7 治理路径的设计
7.1 以资金流为轴心
既然收益必须在资金端实现,治理的轴心就应随之转移。可行的方向是建立以账户行为为对象的异常检测:收款账户的聚集性、开户与销户的短周期、入账金额的分布特征、同一设备或同一网络环境下多账户的关联,均可构成图谱。与依赖受害者报案相比,资金图谱的优势在于它不依赖个体的识别能力,也不受语言与话术变化的影响。其技术前提是支付机构之间的数据协同,而这恰恰是当前最难推进的一环。
7.2 清算环节的拦截窗口
即时支付的终局性决定了拦截必须发生在清算之前或清算瞬间。可评估的政策工具包括对高风险收款账户的入账延时、对首笔大额或高频异常入账的暂缓清算、以及对收款方资质的动态分级。这类措施会在体验与安全之间形成取舍,因此不宜作为普遍规则,而应作为基于风险评分的差异化安排。其价值在于把纠错窗口从事后追偿前移至事中阻断 —— 在资金尚未离开受害账户时介入,是唯一不依赖跨境协作的时机。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追偿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介入时点而非介入权限,一旦资金完成第一次跨机构转移,任何后续机制的边际效果都会迅速衰减;因此治理资源应优先投向清算环节的风险识别,而非事后的资金追索。
7.3 平台与内容侧的准入
深度伪造与合成语音的滥用,把一部分治理责任推向内容与通信平台。可操作的措施包括对合成内容的标识、对广告投放主体的资质核验、对批量注册号码与域名的限制。这些措施并不追求技术上的完美识别,而是提高滥用的单位成本。对诈骗产业而言,成本上升会直接改变其投放策略:从广覆盖转向窄定向,从公开渠道转向封闭渠道,其触达规模随之收缩。
7.4 跨境机制的常设化
跨境协作需要从行动式转向常设式。行动式协作以专项行动为载体,具有集中资源、形成震慑的优势,但无法覆盖日常的资金流动;常设式机制则以情报交换的时效条款、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快速通道、冻结令的相互承认为内容,使协查从例外变为常规。其难点不在技术,而在互惠:一国愿意为他国的受害者冻结资金,前提是预期他国在对称情形下作出同等响应。
7.5 打击节点的选择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打击顺序的设计比打击强度更重要。以资产没收优先于人身追诉,可以削弱组织的再生产能力;以资本、洗钱、招募三个节点为主要目标,可以切断园区的投入来源与劳动力供给,其效果优于对一线操作员的批量抓捕。对一线的大规模处置虽能形成短期数据上的成果,却难以改变产业的经济基础,且容易促使组织加速替换人员与技术。
7.6 受害者侧的可预期性
最后是受害者侧。追偿的可预期性直接影响报案率,而报案率又反向进入犯罪者的成本计算。简化报案入口、明确返还的时限与条件、公开处置结果,均可提升预期。这一环节常被视为辅助性工作,但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看,它作用于犯罪者的收益风险比,属于结构性变量而非善后措施。
8 结语
巴西的案例所展示的,是一个成熟犯罪形态在收益结构变化后的自我重组。可以归纳三点判断。其一,迁移的实质是成本结构与风险敞口的重排,暴力并未退场,而是从对外的对抗性使用转为对内的劳动力控制,并集中于执法触及成本最高的空间。其二,技术在其中只提供杠杆,组织才提供执行;可采购的能力模块解决了 “会不会” 的问题,而成型的资金处置网络与组织纪律解决了 “能不能持续” 的问题,后者无法即买即得。其三,治理的失效点不在认知,而在速度与管辖:制度以程序为节奏,资金以秒为节奏,两者的落差构成了产业的生存空间。
由此,治理的重心应从对作案手法的追踪,转向对资金节点的前置识别;从对一线的批量处置,转向对资本与洗钱环节的定点削弱;从专项行动式的协作,转向具有时效约束的常设机制。这些方向均不依赖技术突破,其成效取决于制度能否在速度上作出妥协,以及跨境互惠能否从宣示落为可执行的条款。对于仍在以暴力组织框架理解此类犯罪的分析者而言,需要调整的或许不是结论,而是提问的方式。
编辑:芦笛 (公共互联网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来源: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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