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毒品被包装成糖果
人类文明史上最讽刺的悲剧,莫过于一个民族先饮鸩止渴,再将鸩酒灌入他者喉咙。犹太民族与进步主义的纠葛,正是这样一场持续三百年的生死实验:他们先因拥抱进步主义而险些自我灭绝,大屠杀之后幡然悔悟,继而将这种危险思想武器化,成为瓦解其他文明免疫系统的癌细胞。进步主义的本质,是对自然法的致命阉割——它抽离了“适者生存”的坚硬内核,徒留“理性道德”的虚幻外壳,最终使文明失去抵御危险的能力。而犹太人,既是这场实验的受害者,更是将实验成果转化为文明之癌的刽子手。
一、自然法的解剖:被进步主义阉割的生存本能
1. 自然法的双重结构:生存竞争与道德协作的辩证
自然法的真正内核,是自我保存与无限报复的原始本能。霍布斯早已揭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时刻面临“孤独、贫困、野蛮”的生存威胁,而对等报复权是维持恐怖平衡的终极机制。这种本能并非野蛮的残留,而是文明秩序的基石。原初的道德是自然法的外在表现——它是生物群体为提升生存几率和质量而诞生的潜在规则: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法的内核而产生的必要的协作、分工、救助和战斗,最终导致了道德的出现。一旦剥离生存竞争的内核,道德便会沦为无根浮萍。
2. 进步主义的阉割手术:抽离自然根基的致命操作
进步主义的核心谬误,在于摧毁神权统治的同时,将自然根基也一同摧毁,康德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自然根基的道德是怎么产生的,他不得已定义了道德律令,他将道德律令视为先验理性产物,而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这一转向使道德成为抽象公式,切断了道德与人类真实情感和生存经验的联系。然而“道德律令”本质是对道德自然属性的承认,却以先验形式掩盖了这一实质。当道德变成纯然理性选择之后,道德便失去了其承载的主体,其承载主体则从民族弱化到了代表人的抽象符号,道德失去主体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将自然法的至善这一面无限扩大到所有人类个体,为了善而善 ,而忘记了自然法的一体两面,善是有条件的,必须以自然法坚硬内核作为支撑才会有具体含义。康德以为他在仰望崇高的道德,实际上却是在凝视深渊。自然法被阉割的后果,便是文明免疫系统的崩溃——社会再也无法识别威胁、启动防御、实施清除。
二、犹太人的选择:凝视深渊
1. 启蒙时代的浮士德交易:以文化自宫换取入场券
18世纪,犹太精英发现代表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提供了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的机会。对犹太人而言,进步主义似乎是专为他们定制的奇迹,完美的理论,融入主流社会的希望。他们狂热地展开自我改造:改革派犹太教堂拆除读经台,祈祷词改用德语,淡化弥赛亚信仰。门德尔松呼吁犹太人成为“信奉犹太教的德国人”,海涅等知识分子也接受基督教洗礼。同时与异族通婚,试图通过血脉融合消除差异。这种策略的本质,是以自我阉割换取安全承诺。然而,自然法无情揭露了幻象:在主体民族的认知里,同化程度再高的犹太人仍是“异类”。
2. 大屠杀的自然法审判:阉割者的末日
纳粹用大屠杀粉碎了犹太人的幻想,他们惊恐的发现进步主义所承诺的崇高道德、没有种族的社会、开放、包容的现代世界在自然法面前不堪一击。那些“完全同化”的犹太人发现诺贝尔奖得主弗里茨·哈伯因犹太身份被驱逐,一战犹太老兵的铁十字勋章沦为集中营编号装饰,犹太人的财富成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经费。几乎亡种灭族的教训是:在生存权问题上,进步主义只是毒品。当你以为进步主义承诺的理性世界是天堂,事实上你以掉入撒旦的陷阱。
三、武器化的进步主义:精致利己者的狂欢
1. 奥斯维辛后的觉醒:从受害者到刽子手
大屠杀让犹太精英彻底醒悟:进步主义是致命毒品,但可作为思想武器加以利用,族群安全只能靠掌握在自身手中的武力,这是生存法则的底层逻辑,犹太人没有国家,必然寄生于他国,但寄生他国不能靠讨好他者,而是靠削弱他者。于是,他们开始实施“双重战略”:首先推动以色列建国,拥有土地作为最后的堡垒,事实拥有核武器作为终极威慑,在以色列恢复犹太传统,保持内婚制,儿童全部接受犹太教育。选择美国作为二战后的第一任寄主,因为美国在二战后登顶全球实力榜首,同时美国是移民国家,寄生上有先天的优势。在美国全方位推动进步主义,解构美国昂撒民族认同,从而控制美国,进而将进步主义这文明之癌散布到全世界。
2. 进步主义对美国的改造
犹太群体通过资本、媒体、学术三位一体的网络,在开放、包容、进步的口号下,将进步主义转化为精密武器:犹太人在背后支持黑人平权运动,推动1965年《移民法》,使美国白人比例从90%暴跌至如今的57%;以“1619项目”将美国建国史污名化,摧毁主体民族自豪感;通过女权和极端女权主义贬低生育价值,摧毁白人的家庭单位,降低白人出生率;在大学推进进步主义,倡导LGBTQ+,倡导多元文化,产生政治极化的效果,让白人无法形成凝聚力;渗透立法、司法机构,以“恢复性司法”使罪犯免受对等惩罚(如零元购);推动动保、环保将制造业大量迁移至海外,摧毁美国的军事装备实力;推动民主党开放边境,放任大量的非法移民入境,造成既定的移民事实;在校园灌输批判性种族理论,教育白人儿童为祖先“赎罪”。
进步主义这颗毒丸的效果如何,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美国的族群撕裂,政治极化,制造业大国地位丧失,已经几乎完全被寄生民族所控制。
3. 文明之癌的诞生和演变
进步主义必须先使道德虚无化:第一步就是价值相对化,让寄主丧失判断能力,进步主义将一切道德价值判断污名化为“歧视”,消解歧视的道德属性,宣称美丑善恶是主观建构。不再有美丑,善恶,结果社会容忍公开吸毒、“零元购”、性滥交等反社会、反传统行为。第二步就是使惩罚机制瓦解,解除寄主免疫体系,“以牙还牙”被斥为野蛮,进步主义必须渗透立法、司法体系,用“恢复性司法”使法律失去威慑功能。挪威杀害77人的布雷维克仅获21年监禁就是这一事件的体现。第三步就是大量催生利己主义,完成癌细胞的自我复制,当约束机制失效,法律威严丧失,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时,极端利己主义者就会批量涌现。他们精通进步话术却毫无底线,贪婪的吸食文明的肌体壮大自身,达到不加入就毁灭的状态,至此,文明病入膏肓,无药可用。
必须清醒认识到:进步主义不是理性哲学,而是种族灭绝;多元文化不是丰富多彩,而是文明阉割;开放包容不是崇高理想,而是幻象深渊。
结论:文明存亡的终极法则
犹太民族与进步主义的三百年纠葛,揭示了一条铁律:任何试图阉割自身文明和历史的群体,终将成为适者生存的淘汰者。从威尼斯隔都到华尔街,从奥斯维辛到国会山,历史不断重演同一真理——文明如同生命体,免疫系统的缺失必然导致全身性癌变。
当前西方社会的混乱,并非偶然的文明衰退,而是宿主对癌细胞的排异反应。特朗普的当选、欧洲右翼的崛起、家长权利运动的爆发,都是自然法在文明机体内的自救尝试。
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一个选择:是继续陶醉于进步主义的甜蜜毒药,还是刮骨疗毒,重建基于自然法的免疫机制。唯有承认生存竞争的永恒性、尊重民族认同的自然性、恢复法律惩戒的威慑性,文明才能避免成为历史墓碑上的又一行铭文。
当柏林爱乐乐团用贝多芬伴奏难民仪式时,当旧金山市民默许吸毒者占领街道时,当挪威法院为杀手提供三室一狱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文明进步,而是文明临终前的谵妄。唤醒被麻醉的文明本能,才是避免灭绝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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