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后人类未来的人类自由：对话张力的根源

后人类未来的人类自由：对话张力的根源

1. 引言

大约在2005年，有人提出了机器人伦理学的路线图，强调关键在于机器人设计者、制造商和使用者的人类伦理，而非机器人及其人工伦理。到了2020年，尽管机器人技术发展迅速，但相关路线图仍在规划中。“文化可持续的社会机器人技术”这一表述，体现了对当下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构建符合伦理责任的可行框架的信心。不过，该表述在修辞上使其主题与机器人技术的其他领域相隔离，若将其重新表述为“文化可持续的机器人技术”，虽可能涵盖机器人技术的全范围，但又会使其与物联网、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共同引领后人类时代的融合技术相隔离。

社会机器人作为一个学术专业领域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在与人类的关系中引发了特殊问题。例如，“什么使机器人具有社会性”这一问题不适用于工业机器人。虽然社会机器人的实际问题可能需要逐个解决，但评估其对“人类”世界的影响，需要考虑更广泛的背景。在类人机器人进入医疗、教育、娱乐、零售和家庭等领域之前，人们可能会先习惯工作场所的自动化、配送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机器人技术在彻底改变全球生产系统和供应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转变被一些人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工业4.0，它可能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自我认知以及对社会角色中机器人的接受度。

概念化“文化可持续的社会机器人技术”面临诸多挑战，部分源于关键词（文化、可持续性、机器人技术）定义中的矛盾、主题和发言者立场的不清晰、技术驱动和社会驱动评估背后的冲突本体论，以及不同立场及其相关道德主张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驱动的评估倾向于认可机器人技术对人类价值的元叙事及其相关的“技术修复”人文主义道德主张；而社会驱动的评估可能会质疑在老年护理中使用机器人，认为这会损害人类尊严和真实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