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后伪中产的焦虑：下半辈子贫穷来袭？

一个70后伪中产的焦虑：下半辈子贫穷来袭？

原创 2016-07-25 刘黎平刘备我祖

我一直是个有着忧患感，却始终未走出忧患的人。

 

每到夜深，我忽然像传说的土财主一样，战战兢兢翻开自己的宝藏，那脆弱不堪的微信公众号，看看粉丝在贫瘠的土壤里生长着，看看钱包在缓慢无比的节奏里增长着，然后像圣经里的雅比斯一样，有意无意地祷告：幸运之神啊，求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领地，常与我同在，保佑不被封号，不被屏蔽，不被下岗。

 

我总是对现实，对社会，保持一种较高度的不信任。

 

这来自于父母辈的教训。

 

这要从我成长的环境说起，我是在县级国有企业的院子里长大的。

 

父母都是知青，1980年前后回城，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进入了一家让人眉毛都能长三寸的企业：县五金交电化公司。在那个买一辆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时代，这家单位的荣耀有多大，用头发都可以想象出来。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销售行业工人无忧无虑，甚至有点嚣张的时代。

 

他们的称呼本来就是一种荣誉，不叫售货员，不叫服务生，而是堂堂正正的“营业员”。

 

1984年春晚，张明敏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个用收录机满大街播放的，就是县五金交电化公司。那样霸气的分贝，那样高大上的气势，感觉好像张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这也算是一种传播的优势吧。

 

记得当时我去上学，从播放着“中国心”、“回娘家”的营业大厅里走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有销售企业的那种荣誉感，也延续到我这个小学生身上，让我有如同从中南海走出来的豪迈感。

 

 

有时候，在盛夏的夜间，公司的小伙子们在营业大厅里大分贝打开电视机，看全国武术锦标赛直播，因为电影《少林寺》的关系，那时候的武术比赛颇有粉丝，小伙子们一面喝彩，一面喝汽水，脸上洋溢着幸福得无比张扬的笑容。

 

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这种自豪而幸福的生活，会持续下去，他们的明天也就是今天，他们的今天也就是明天，反正处在同一个领域：幸福。

 

而且，按照当时的就业思路，这种幸福会延伸到我们70后身上，因为当时还流行一个职业接班制度：顶职。

 

那时的公司开会，很少谈及具体的业务，诸如营业额，利润，公司经理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政治，讲新时期的大好形势，那语气，完全是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

 

种种的骄傲和豪迈，都来自于行业的垄断性特征，站在高处的人，总是豪迈而幸福的。

因此，那时销售行业的工人，微微地有点嚣张，有点任性。

 

姑且举一例：

五交化公司有一家专门卖化工产品的门市部，我母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柜台里懒得动身。某日，有位农民来买货，问：“同志，请问有土红吗？”售货员懒懒地回答：“没有土红，只有铁红。”

 

其实，土红和铁红就一回事。

 

这恐怕是当时销售行业态度的一个生动写照。

 

傲慢，来自于行业的独一性。

 

然而，幸运之神不会总是与你同在。不久，我就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寒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虽然只是个师专，但是当时全班一百多号人（有大量复读生），只考上九个。

 

 

母亲公司的人都很高兴，有一位识时事者，很真诚地祝福说：“你的崽，好争气，考上大学，又是教师，以后就不用像我们这样担心行业会垮掉，公司子弟能读书的不多，骄傲，蛮横，不学技术，现在尝苦头了，你们家小刘不错，争气，不会进入下岗大潮。”

 

彼时关于五交化公司会垮掉的传闻，一波比一波高，有时候公司员工会自我安慰说：“不会的，肯定不会，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干部可以直接调到县委当领导，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怎么能让国家工作人员没饭吃呢？”

 

大家都有危机感，但是谁也不知道怎样对付危机。

 

然而，寒冬还是在危机感中如实地降临了。

 

我母亲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领到了退休工资。但是绝大部分中年壮年员工，都在这个时候忽然失去了手中的饭碗。

 

母亲描述说：公司开了最后一次员工大会，宣布公司不行了，除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公司房产和租赁事项外，大家都散伙。老员工们痛哭起来：以前私人和家庭有事，可以找公司解决，以后，我们有事，找谁去？

 

那一次，没有几个人走出去，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领导，他们已经来不及走出去，无法再学习新的技能，无法找到一种与以前的体面相称的工作方式。

 

 

公司有一位营业主任，个子不高，三十来岁时当上公司领导，意气风发，也有点得意忘形，见了普通员工，爱理不理。下岗后，一切的官架子，都转变为在闹市炒米粉的姿势。

 

当时我在家乡教书，每次经过农贸市场，看到门口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领导在满头大汗地一手执锅，一手执铲，系着污垢满是的厨布，在那里从事第三产业的时候，心里像承受核弹爆炸一般，升起巨大的蘑菇云，这朵蘑菇云就是：忧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辈那样，在一个兴旺的时代，被捆在一个没落的行业上，被其活活耽误。对于这个时代，他们也曾鼓掌，也曾欢呼，然而，他们却在鼓掌和欢呼中憔悴和凋零。

 

然而，那时的男教师，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地呢？有一个考核的硬指标，看你能娶到一个怎样的老婆？

能娶到的就是：下岗女员工。女教师不理你，女干部不鸟你，你只好和下岗女工人将就。

不要说我歧视下岗工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歧视的一群。

 

娶妻和我学历不对称，这也让我很忧患。

 

那时的我，为了不让家族的优秀基因被中断，要找一个好配种，于是要走一条异样的路，于是考研，以我鲁钝的资质，考了三次才考入暨南大学文学院。

 

毕业，我进入媒体，纸媒界。

 

我骄傲地认为：我终于走了一条和前辈们异样的路。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街上，遇母亲的同事，父母都会骄傲地介绍一番：我崽，如今在报社当记者。

 

母亲同事们，那些曾经在盛夏夜，在公司营业大厅一面喝酒，一面看武术锦标赛的一群，如今用仰慕的眼光看着我，我如同在玫瑰色的云端里。

 

我进入纸媒，并不只是虚荣心使然，也是一种使命感使然。我喜欢文字，喜欢传播文字，喜欢很多的人感受到我文字里散发的热诚、激情和那么一点点勉强称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此地狂爱码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节前夕，我许下一个愿望：希望我的名字每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传播出去，果然，满天神佛，列祖列宗，听见我真诚的呼唤，我进入一家大纸媒集团，成了经济新闻部的编辑，每天报纸左上角都印着我的大名：刘黎平。

 

前辈们碌碌无为，靠着国家特殊的垄断经济形态过着舒心的日子，这是一种耻辱，人的落寞，往往是因为缺乏责任感，使命感，我这个70后的小知识分子，和他们那帮倒霉蛋是不同的，我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说这话，似乎有点自命不凡，但是，进入新闻行业的人，有几个是自命平凡的呢？

 

说实在话，除了父母亲人师长，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所从事的这家纸媒，广州的一家巨型纸媒。一些离开它的同事，多多少少向我抱怨过它，但是我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不是谨慎，而是真诚。

 

 

这家纸媒，不只是一个饭碗，更是一个盛放理想的容器，它实现了我的理想，让我署名的文章每周几十万地向外传播，让我走在路上能遇到粉丝，让我能出版几本不太畅销的书。

 

这个世纪初，我进入纸媒时，纸媒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广告收入超过几乎同级别的电视台，这在断崖式崩塌的如今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劳动人民对于报纸质朴的情感，似乎也对我有着心理抚慰的作用。

 

记得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上了班回家，叫了一辆的士，司机知道我是报社的，很羡慕地说：“报纸好啊，国民党要办，***也要办，反正缺不了你们。”

 

 

这句话胜过千万句经过精心策划，引用了海量数据的精英人士的报告，人民如此看好我们，我们干嘛要忧患呢？

 

其实，这位司机大哥的话，有一个词要替换，就是“报纸”要替换成“新闻”。

 

所谓的反正缺不了我们，这个我们，其实应该是职业化的新闻群体，而不是具体的我们的这一群个体。

 

没想到这个行业，广告在呈现断崖式的下滑，甚至能听到断崖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工资卡，很多家纸媒已经在传播这种声音。

 

随着这种声音到来的，是很多纸媒精英肉身的死亡，不明白为何行业的式微，要以人的生命作为祭奠和注解，莫非这就是共业？就是劫数？

 

有一回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一位女家长，也是同城报纸的，她跟我说：你们已经算幸运的了，还能在账面上没有下滑迹象，年终奖季度奖照发，尽管购买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经很多人在家里闲着，每个星期做不了几个版，薪水实在是很没面子。

 

开完家长会，我牵着儿子的手，走在学校前面的林荫大道上，看着他好奇地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路虎，我们什么时候换电梯楼。

 

看着他忽闪忽闪的眼神，充满着对父母未来，对自己未来的憧憬，我忽然有点紧张，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爸爸的下半辈子可能陷入贫困。可能你得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长大，如果你不够走运，不够努力，可能还得将这种贫寒延续下去。

 

我惊恐不安地悲伤起来，所有曾经有过的使命感、责任感，此刻被生存危机感冲刷得荡然无存。

 

我想母亲公司那位曾嚣张不可一世的业务主任在闹市满头大汗炒米饭，我的下半生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呢？

 

我当时引以为警示的，就是我如今所面临的。

 

幼稚的儿子，目前不能感知我的危机感，就好像当年的我不能感知父母叔叔阿姨辈的危机感。

 

我前几年就有个担心，担心在媒体界，会出现像产业工人那样的退出潮流。如今的这一群，是高知识高素养的一群。

 

这种潮流，冷眼去看，不是某一个政策的失误，不是某一个人物的品质问题，而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潮流，一种无法用失误和卑鄙去谴责的潮流。

 

它总会来，它总会发生，它总会选择某一人群，如果你不幸被选中，而且不幸在人到中年被选中，你能做到的，似乎只有跟着沉船上的老鼠逃生。

 

不要嘲笑上一代人的落魄，因为很可能你会成为他们。

 

伴随着对下半生贫寒的恐惧，还有对光荣感失去的恐惧。

我们很可能成为被照顾的一群，拿着国家的救济过日子，一旦想到这个，我忽然明白，欧美那些高傲的曾经的精英，为什么宁肯在地铁口搞杂耍，也不愿意去领救济金。

 

纸媒的人，如今从事的新营生，可谓五花八门，搞厨艺，卖“心灵鸡汤”，从事童书推销，或者跑动漫业务，或靠一栋大楼收租，这个社会只要不懒，不太蠢，饿不死人。

 

然而，那一缕夕照般的职业荣誉感，却已经苍白，渐渐沉入昏暗。

 

新闻在碎片化，在个体化，新闻传播主体也在碎片化，个体化，新闻从业者想要保持那份荣誉感，使命感，在保持主业的同时，微信是维持这种感觉的最合适平台。

 

我从2014年开始走上微信公号这个平台，有时候也庆幸自己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每到深夜，翻出来看看，看到几个小钱在钱包里叮叮当当响，明天的肉菜总算有着落了，儿子在学而思的学费总算有学费了，贷款近两百万的新住房，按揭总算不要动用公积金了…………

 

搞笑的是，让我在微信里人五人六地当大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赚生活费的，恰好是我当年十分嫌弃，一入社会就扔掉的专业：古代文学。

 

寺庙立碑，婚丧喜庆，公司开张，包写情书…………挽起袖子就写，不，是挽起袖子就敲。

 

有一回，被华东方面要求去为一座古庙写碑志，站在高高的城头上，看着汪洋大海，看着远远紫气东来的高山，正幸甚至哉的时候，忽然想起先父说的一个典故：你曾祖父的弟弟，不争气，田产守不住，全败光了，只好拿只笔，蹲在大街边，替人写状纸，写祭文。

 

 

度日，千万不要学他。

 

一刹那间，觉得曾祖父的弟弟英魂附体。

 

又一刹那间，家乡五交化公司那位中年下岗的中层领导，满头大汗在菜市场炒东莞米粉的身影，也浮现在眼前。

 

奋斗那么多年，我是不是走回他们的老路？

 

什么使命感，到头来，就是特么活着！

 

说到这里，我又来一番雅比斯的祷告：幸运之神啊，请赐予与媒体，扩张纸媒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转型成功，不受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