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治理与性别平等政策:芬兰案例的启示
1. 性别主流化与战略治理背景
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性别主流化成为一种无需额外成本的解决方案。公务员可将性别视角融入日常项目,如同一位负责性别平等政策的公务员所说:“很多工作由公务员完成,性别平等往往是本身就有资金支持的项目的一部分,然后再尝试在其中融入性别视角。”由于行动计划本身没有资金支持,各部委倾向于提出遵循性别主流化逻辑且无需额外成本的措施,这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平等政策的技术官僚化。
战略治理理念在2010年左右的国际公共治理辩论中重新出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关键推动者。它借鉴商业管理文献中的战略敏捷概念,将其纳入公共治理发展议程,并鼓励各国参与。芬兰在2015年实施了战略治理改革,OECD在芬兰的战略治理共识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战略治理对性别平等政策的风险
2.1 政策工具化风险
战略治理使政府将重点放在少数横向优先事项上,这导致性别平等政策被工具化,服务于政府的主要目标,甚至在某些时候被完全边缘化。例如,政府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女性工资的削减等政策,无法在性别平等政策中得到批评和纠正。即使在性别平等政策和制度相对较强的北欧国家,性别平等也可能不被视为战略优先事项,仅作为其他政策和目标的附属品。
2.2 政策范围缩小风险
战略治理中的战略优先级设定和对可衡量目标及具体行动的需求,延伸到了性别平等政策的指导中。虽然这有助于在政府任期内聚焦最紧迫的性别平等问题,但也可能导致性别平等政策范围的缩小。战略治理的流程图和简洁文件中,留给现有性别不平等分析的空间有限,政治上有争议或难以实现和衡量的主题与目标被排除在政策议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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