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三种视角：船舱内，甲板上，岸边山巅

不同角度看千帆竞发

缘起：我在讲软件工程课的时候，经常用 ‘千帆竞发图’ 来跟踪同学们的进度。 以前也和爱读书的朋友聊过，看历史和社会，有多种角度。 今天读了校友的文章 《我们究竟留恋八十年代的什么？》 ， 很有感触，我们在八十年代根本就没想到 2005， 2025 会是这样子，那么，以我们现在的阅历和对世界的理解，我们能再往前预测 2045，并做更好的准备么？

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就像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历史的长河中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每条船有各自的航线，每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都觉得自己对国家和世界大局都充分了解了。其实，要理解这幅壮阔而复杂的图景，我们需要三种不同的观察位置：在自己的船中奋斗，从甲板上看别人的船，在岸边山顶观察大局。

一、舱内视角：亲历者的温度与局限

这是最贴近现实的视角——身处“轮机室”中，亲身参与历史进程。记录者的全部世界，往往就是这条船的震动、噪音和眼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一《巡洋舰文森斯号日志》
美国海军重巡洋舰“文森斯号”(USS Vincennes, CA-44)上，唐纳德·休·多里斯(Donald Hugh Dorris)中尉的日志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基层军官视角。这本名为《A Log of the Vincennes》的书，由多里斯中尉的父亲整理、补充并出版。日志记录了从和平时期的试航和巡航日常，到珍珠港事件后转为紧张备战，再到各种真实海战的经历。展现了舰上生活的真实细节：日常执勤、训练、政治氛围，以及战时紧张下的感官体验。
1942年8月9日，多里斯中尉随“文森斯号”在萨沃岛海战中被日军击沉而阵亡，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日寇的投降和盟军的全面胜利。这本日志因此构成了一个封闭而完整的微观叙事：个体融入国家战争机器，在有限的舰内视角中履行职责，最终与他的“船”一同沉入历史的深渊。这是最真切、最沉重的“在场证明”。

二《杜凤治日记》的晚清基层官场

这本晚清广东知县的日记，呈现了一个帝国基层官员在基层 “轮机室” 日常工作的情况。日记里充满了具体而微的生存智慧：如何给上级送一份恰如其分的寿礼(一次记录达三千两白银)，如何应对同僚倾轧，如何在繁杂的政务与人事中周旋。杜凤治频繁感叹“官场如戏场”，道出了身在其中者的疲惫与无奈。这种记录的价值在于它的体温和质感，但局限性同样明显：他沉浸在已有系统的日常运转里，被无数的具体事务包围。他没有精力，可能也没有足够的高度去思考整条船的航向是否正确，更不用说预判前方可能出现的风暴。他的生卒年代(1814 - 1883)和马克思非常接近，可惜他没有机会认识在欧洲那条船上的马克思，他去世后 30 年不到，大清这条船也沉了。

这种视角的普遍局限，正如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亲历者能清晰感受到每一颗炮弹的冲击、甲板的震动，却无法预知船只正驶向灭顶之灾的命运。

二、从自己的船看别人的船：比较的智慧与幻象

当人们开始观察并行或交错的其他船只时，比较的视角便诞生了。这是理解自身、定位自身的重要方法，但也最易产生扭曲的镜像。

《论美国的民主》与托克维尔的审慎
1831年，托克维尔怀着对法国大革命后动荡的深切忧虑(自身船只的问题)，远渡重洋考察美国(另一艘船)，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 托克维尔和他的同伴制定了日常工作的方法：

• 设计基本问题，与美国人交谈，进行现场笔录，
• 在日记和信件里写满反思，阅读书籍，
• 不断交流他们的发现和见解。

他不仅比较两国的政治制度，更深入到支撑制度的“民情”层面：美国乡镇自治的活力、公民结社的习惯、“正确理解的自利”精神，与法国的中央集权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他的比较之所以深刻，在于其扎实的实地考察和对复杂性的尊重。他没有将美国简单浪漫化为理想国，反而指出了美国社会 “多数人暴政”的潜在风险。他的目的明确：通过理解他者，为祖国的航向寻找可能的修正方案。

然而，比较的视角常会滑入一种陷阱：将他者工具化、浪漫化，来服务自己的目的，或者维护自己的面子。

伏尔泰与“中国幻梦”
十八世纪，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将中国描绘为由“哲人王”与科举精英理性治理的模范国度。这种赞美并非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而是一场精心的“借壳上市”。他们将中国塑造成一面完美的镜子，主要功能是反射并批判欧洲旧制度的腐朽与教会的蒙昧。他们赞美的，实质上是投射了自身启蒙理想的一个哲学寓言，主动过滤了清朝社会的内在矛盾。这种比较，服务于论战，而非追求真实。

更微妙的文化变形同样存在。著名的《一千零一夜》法译本中，“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本不存在，是翻译家为迎合当时欧洲的“中国热”，特意将一个叙利亚故事的主角标为“中国人”。他者的形象，常按观察者的期待被随意裁剪和着色。

普通民众直接到对方的船舱唠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两艘大船隔海相望，双方民众依靠带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互相想象着对方的生活，科学和严肃的比较只存在于学术论文和严肃文章中，一般人不读也不太信。但近年来，技术的变革与政策的开放，正在让 "互相登船" 变得非常容易，2023年，大量美国用户涌入中文的社交app，大家用直播和AI翻译串门唠家常，了解 “挣的钱都花哪儿去了？看病拔牙有多贵？” -- 对双方都是一次直接的震撼。 2024 年中国大陆的旅游免签政策，更是让很多普通欧美普通人来到中国的各级城市，走遍了中国的街头巷尾，一时间很多赞美的短视频得到广泛传播，也有对一些不便的吐槽。 作为东道主，有不少人的评论体现了 “渴望被神话，拒绝被平视” 的焦虑心理。

李鸿章和中日海军的甲板视角
然而，比较的视角并非总是浪漫或充满偏见的想象。当生存成为首要问题，它会变得无比尖锐和务实。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历程，正是如此。

与托克维尔主动赴美考察不同，李鸿章是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甲板”边缘。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帅和首席外交官，他的一生都在与西方这艘 “陌生的巨轮” 、日本这艘 “昔日的小舢板” 打交道：从战场上的惨败，到谈判桌上的屈辱，再到主持购买军舰、开办工厂。

正是这种切肤之痛的“甲板视角”，他于(1872年)在奏折《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首次明确提出：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他现实地指出，短期可“陆续购买”外国船作为过渡，同时发展自造能力。奏折后，他推动“轮船招商局”，允许船政局造商船售予华商，兼顾军用与商用，缓解经费压力。

既然我们谈到 “甲板视角”，估计清朝末年，中日海军都在甲板上瞭望对方船只，看似平等的视角，却没得到平等的结局：

时间阶段	清朝的“甲板视角” (看西方，看日本)	日本的“甲板视角” (看西方，看清朝)	视角差距的本质
1860-1870s(初见震撼)	“器物差距”：震惊于西方炮舰威力，启动洋务运动，口号 “师夷长技以制夷”。目标：购买、仿造军舰。	“系统差距”：震惊于“黑船来航”，启动明治维新，口号 “脱亚入欧”。目标：全盘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工业体系。	清：视西方为“技术提供者”。日：视西方为“文明模板”。
1880s(竞速发展)	“威慑展示”：购得“定远”“镇远”，自认亚洲第一。1886年长崎访问旨在炫耀武力，却刺激了日本国民。战略核心：维持现状与区域威慑。	“全民总动员”：将北洋舰队定为头号假想敌。天皇节衣缩食，发行海军公债，全民捐款购舰(如“吉野”号)。战略核心：击败定远，夺取制海权。	清：将海军视为政治外交的延伸。日：将海军视为国运之战的决斗武器。
1890-1894(决战前夜)	“停滞与内耗”：海军经费被挪用修园，未添新舰，训练松懈。内部派系(闽党、北洋)斗争。对日本扩军情报选择性忽视。	“全力冲刺与精细研究”：倾全国之力购最新式舰艇(速射炮、高爆弹)。间谍详尽测绘中国军港，军官研究北洋每一艘舰的战术细节。进行高强度实战化训练。	清：视角向内，关注权力平衡与宫廷政治。日：视角向外，穷尽一切手段获取对手情报并超越。
甲午战争(实战检验)	“有舰无术，有海无权”：黄海海战，舰队阵型僵化，指挥混乱，弹药匮乏(甚至有训练弹充数)。战术上被动挨打，战略上放弃制海权，困守港口。	“体系化作战”：发挥速射炮火力、舰队机动性优势。情报、后勤、战术协同高效。目标明确：歼灭北洋主力，夺取制海权。	清：在“甲板”上只看到了自己的舰，没看到现代海战的“系统”。日：在“甲板”上看清了整个现代战争的“游戏规则”。

这个表格清晰展示了在相同的历史阶段，清朝和日本如何运用完全不同的“甲板视角”来观察、学习和应对西方挑战。日本的视角更为系统、深入且具有国家战略一致性，而清朝的视角则相对局限、表层且受制于内部政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两国海军的命运和甲午战争的结局。那么，山顶上的当权者，看到了大势变化了么？

三、在岸边山顶：俯瞰河流的宏观视野

登上岸边足够高的山峰，才能看清整条水系的脉络、前方天气的变化，看到一些船只正在驶向漩涡，另一艘船看似也要重蹈覆辙， 在这个高度，试图把握历史规律与文明命运的宏大视角。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21 - 1950)
汤因比之所以能有如此宏大的视野，花近三十年时间完成巨著，与他早年的学术经历息息相关。正是凭借一部研究古希腊战争与文明兴衰的专著，他在学界崭露头角，从此奠定了他一生追问的核心命题：文明为何兴起，又为何衰亡？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彻底击碎了欧洲“历史必然进步”的乐观迷梦，更促使他决心跃升至云端，去探寻超越所有文明生死的共同规律。

于是，在《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中，他将人类六千年的历史长卷，梳理为二十多个文明的“生命周期”。其核心洞察，是著名的 “挑战-应战”模型：一个文明面临的挑战若适度，便能激发其创造性成长；若挑战过度，则可能导致停滞与崩溃。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千年尺度上审视历史的“上帝视角”，揭示了深层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这种至高视角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绘制清晰的文明星图，具体生命的故事和感慨就记录不下了。在他宏伟的文明兴衰叙事中，无论是杜凤治在晚清官场中的挣扎，还是多里斯中尉在战舰沉没前的记录，都化作了无关紧要的细节。站在理论的山巅，你能预见整条历史长河的走向，河上众多船只中水手的努力，好像和大趋势无关。

Client Eastwood 的《父辈的旗帜》和 《硫磺岛来信》 (2006)
站在山巅，还能体会船中某个具体的水手的思绪么？ 2006年，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实验：他同时拍摄了《父辈的旗帜》与《硫磺岛来信》，从美军和日军两个对立的视角，完整呈现了惨烈的硫磺岛战役。

这不再是一个单向的瞭望，而是一场强制性的视角对换。观众被迫同时站在相隔仅百米的双方阵地上，看到美国士兵对“国家荣誉” 的拼搏，事后的迷茫与创伤，也看到日本士兵在“武士道”之外的恐惧、乡愁与人性挣扎。双方士兵在焦土上曾隔着一段距离冰冷对望。这“甲板上的敌视”中，仿佛每个人都深信自己看到了全部真相，而对方是抽象的恶魔。 伊斯特伍德用两部电影构建的立体叙事告诉我们：绝对的“甲板视角”本身就是战争的催化剂；而真正的理解，始于承认对方甲板上也存在同样具体、鲜活、有爱恨恐惧的人。

我们能同时看见“旗帜”象征的国家神话与“家书”承载的个人苦难，看见双方阵营共有的恐惧与牺牲。借助这种超越敌我、俯瞰人性的洞察，我们在“历史长河”的岸边可以看到，每一条船都有其特定的悲欢与逻辑，而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符号或敌人。 这种视角无法阻止所有冲突，但它能遏制将对方“非人化”的狂热，而这正是大规模战争的思想起点。但是，历史的长河也有其强大的内在规律，发动不义战争的，尽管曾获得局部的胜利，但最终还是沉没于大河的漩涡中。

四、总结：在不同视角间保持清醒

理解历史与社会，需要我们在三种视角间不断调整焦距：

舱内视角(亲历者)赋予历史血肉与温度，但视野受困于具体处境。

甲板视角(比较者)提供反思的参照与坐标，但需警惕沦为自我投射的幻象。

山巅视角(观察者)揭示宏观的结构与图谱，但易流于抽象与冷漠。

每种视角都有其价值与局限，真正的危险在于将任何一种视角绝对化。

当人们过度信奉并强行推行单一视角时，危机便随之而来。阿西莫夫在《基地》中虚构的“心理史学”，便是“山巅视角”的极致体现——它试图用数学方程精确预测银河帝国数百年的命运。然而，小说中堪称完美的 “谢顿计划”，最终却被“骡”这样一个无法被方程计算的突变个体所颠覆。 这让人思考：任何试图完全掌控宏观历史的模型，不仅内在脆弱，更必然以忽视乃至牺牲个体的价值与偶然性为代价。

另一种危险，则源于将自身一时的经验或信念当作普世真理。诗人徐志摩曾留学英伦，周游欧洲，并亲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他成为了一个亲自体验了河流中不同的船只的观察者，他以冷峻的笔触描述俄国的当权者：“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这种思维，正是从“甲板视角”滑向了不容置疑的“蓝图霸权”——它背后的逻辑是：“老子的船在这段激流中顺风顺水，那所有的船就应该像我这样！不服的？老子就把它击沉！” 它以未来天堂的名义，正当化了对当下具体生命的漠视，将血肉之躯视为驶向彼岸必须支付的代价。

因此，无论是汤因比的文明史观、阿西莫夫笔下预言模型的失败，还是徐志摩的敏锐观察，都指向同一则警示：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找到某个一劳永逸的“正确”视角或终极蓝图，而在于始终保持对自身视角局限性的清醒，并对一切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论保持审慎的怀疑。

这篇文章的读者绝大多数都身处中国这艘大船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船舱实战经历，但是 “山巅视角” 呢？我们能准确地看到未来二十年历史长河的走向么？历史专家也未必行。 著名中国史专家米德 (Rana Mitter)指出：

如果你穿越到中国近代史中的任一个时间点，并尝试预测它 20 年后的发展，几乎肯定会预测错误。[注]

回看中国社会自1840年以来的历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了一段以极高密度进行转型与追赶的历史。大约每隔二三十年，社会在技术、制度与生活方式上就会经历一次深刻的代际更迭。从竭力学习世界，到在许多领域与世界前沿并行，乃至在某些方面探索无人区，中国社会当前所处的位置，其独特性日益凸显：我们面临的大多数挑战，无论是人口结构的急速变化、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的全面重塑，还是作为大体量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都缺乏可直接复制的现成经验。

第一，“变”与“不变”。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下，我们不能放弃人类社会中基础的“常量”，例如对家庭纽带、社群归属、公平正义和人生意义的追求。

第二，构建“系统韧性”而非“静态答案”。不再去纠结某个具体行业或技能的兴衰(所有的行业都会发生巨变)，而是帮助个体和社会构建能够适应多种可能性的韧性。这包括终身学习的能力、在不同领域间迁移知识的素养，以及社会层面应对突发冲击的缓冲与恢复机制。这种系统韧性，需求上一点的 “常量” 来做支撑。

第三，在开放比较中确立自主坐标。“左右看看别的船”依然必要，通过深刻的比较，我们能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独特的条件、约束与价值选择，从而在充满迷雾的百舸争流中，做出清醒和符合自身长远福祉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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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翻译来自于：

If you dropped in to China at any point in its modern history and tried to project 20 years into the future, you would almost certainly end up getting it wrong. In 1900, no one serv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pected that in 20 years the country would be a republic feuded over by warlords. In 1940, as a fractious China staggered in the face of a massive Japanese invasion, few would have imagined that by 1960, it would be a giant communist state about to split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2000,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China over the finish line in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shering the country into the liberal capitalist trading system with much fanfare. By 2020,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t loggerheads and in the midst of a trade war.

Mitter, Rana. "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 How Will Change Come to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5, 5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