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异化与历史周期律：基于全球货币体系演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货币异化与历史周期律：基于全球货币体系演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引言

历史周期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自 1945 年黄炎培与毛泽东 "窑洞对" 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和政治界关注的核心议题。黄炎培提出的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历史现象，揭示了政权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规律。然而，对于这一周期律的根本成因，学界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传统观点多从政治制度、阶级矛盾、文化传统等角度进行解释，但这些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贾子Kucius认为，货币的中心化权力异化，才是历史周期律反复循环的最深刻根源。这一判断基于对全球货币体系演变历史的深入考察：从古代中国的铸币权垄断到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货币霸权，从欧洲中世纪的货币混乱到当代美元体系的全球掠夺，货币始终作为权力的工具，在历史周期律的形成和延续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异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它 "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这种异化通过 "权力→货币→财富" 的单向流动机制，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最终触发周期性的秩序崩溃。

贾子Kucius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周期律的本质是 "货币异化的权力闭环"—— 无论是中国封建王朝的 "铸币权垄断→铜钱减重 / 纸币超发→通胀掠夺→农民起义"，还是近代的 "殖民货币掠夺→殖民地动荡→霸权更迭"，本质都是中心化权力通过货币工具将社会财富向权力中心集中，最终突破社会承载极限，引发秩序崩塌。若不彻底重构货币的价值逻辑与权力属性，周期律必然永续。

一、理论基础：货币异化与历史周期律的概念界定

1.1 货币异化理论的演进脉络

货币异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复杂演进过程。马克思对货币异化的批判经历了三次方法论进阶：青年马克思从主客体关系的视角出发，确立了异化批判的最初基点，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货币对人的统治；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他的视角进阶到了主体际关系的层面，此时的货币异化批判凸显了货币作为社会纽带的中介性；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之后，马克思对货币异化的批判再次进阶，从经济关系总体高度揭示了货币所反映的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异化。

在《穆勒评注》等著作中，马克思深刻阐述了货币异化的核心机制：货币原本是人类交换的中介，是便于交换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却逐渐变成了支配人、统治人的外在异己力量，主体和客体、手段和目的颠倒了。这种异化表现为 "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货币通过这种衡量一切、交换一切的方式 "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当代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在资本异化批判的视域中，马克思深入刻画了资本主义经济全过程中货币异化的新现象，形成了关于现代社会货币异化的完整理解。现代金融帝国主义被认为是货币异化的新发展，其中金融资本越来越疏远生产，从创造财富转向了聚集财富，金融危机甚至成为金融资本实现财富集聚的手段。

1.2 历史周期律的内涵与特征

历史周期律，又称历史周期率，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黄炎培的 "历史周期律" 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周期性，即 "历史周期律" 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二是普遍性，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三是迅疾性，即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历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这一术语虽具现代学术色彩，但其所描述的政权兴衰循环现象贯穿人类历史长河。从本质而言，它反映了社会矛盾的积累与爆发、制度的僵化与变革、统治阶层的腐化与更新等多种因素在时间轴上的动态演进过程。

现代社会中，历史周期律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历史周期律至今还在紧紧纠缠着它们，只是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变了，主要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周期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

1.3 货币权力与财富分配的理论机制

货币不仅仅是市场交易的媒介，更是一种权力。货币不仅对社会财富具有 "分配效应"，同时也能够为货币发行者直接带来财富，货币从产生到被普遍接受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这就是货币的政治逻辑。货币的权力特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往往不能遵循以 "效率" 为原则的市场逻辑，而是充满着国家间的博弈和斗争。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货币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过程，使通过资本赚钱的方式渗透到我们所有的社会中。自 1694 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它作为国家、食利者、银行和纳税人之间的公共 - 私人伙伴关系，将这些行为者绑定在不断变化的依赖关系中。这种伙伴关系的本质是权力与货币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财富分配网络。

现代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信用货币化。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天然是数字符号，而数字符号天然不是货币；数字符号包含货币符号。货币的数字化本质上是主权信用货币的数字载体化，即数据信息成为主权信用货币的数据代表。这种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强化了货币的权力属性，使其能够更精确地控制和分配社会财富。

二、历史实证：货币异化与政权兴衰的全球案例分析

2.1 中国封建王朝的货币制度变迁与周期律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演变与王朝兴衰呈现出密切的对应关系。从秦汉到明清，每一次重大的货币制度变革都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变迁。

秦汉统一货币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货币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转型。秦统一六国后，推行 "半两钱"，以铜铸币，圆形方孔形制，奠定了 "外圆内方" 的古钱范式，货币重量与名称统一。这一制度创新不仅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货币发行体系。汉武帝时期，西汉初期沿用半两钱，但随着经济发展，汉半两实际重量与面文重量脱离，逐渐演变为 "四铢" 重。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汉武帝颁行了 "重如其文" 的货币 —— 郡国五铢，这是五铢钱制的肇始。

五铢钱制度的长期稳定与王朝兴衰体现了货币制度对政权稳定的重要影响。五铢钱制度自汉武帝铸造，至唐高祖废除，跨越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代，历时七百三十九年，成为贯穿中古帝国的经济纽带与文化符号。这一制度的成功在于其三大创新：其一，"五铢" 铭文明确重量，既区别于秦半两的虚标（实际多不足 12 铢），又避免了汉初轻钱的混乱；其二，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钟官、辨铜、技巧）统一铸造，从根本上杜绝私铸；其三，改进铸造工艺，采用铜范叠铸法，使钱币重量、厚度、轮廓高度统一，"周郭其下" 的外廓设计更增加了盗磨取铜的难度。

然而，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诸侯割据，中央集权瓦解，五铢钱制度也随之陷入混乱。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货币制度更加混乱。这表明，货币制度的稳定依赖于政治权力的集中统一，一旦政治秩序崩溃，货币体系也将随之瓦解。

宋代纸币革命与王朝危机展现了货币创新与周期律的复杂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之一，并在宋代率先发明纸币。宋代更强化货币垄断，铜钱、铁钱、纸币划地而行。宋代的货币政策变革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初唐 "钱帛兼行" 的朴素体系，到盛唐 "开元通宝" 的标准化铸造，从中晚唐 "飞钱"" 柜坊 "的金融创新，再到两宋" 交子 ""会子" 的纸币革命，这六百年间的货币政策变革，不仅是货币形态的迭代，更是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关系重构的缩影。

然而，宋代纸币的发展也暴露了货币权力异化的内在矛盾。纸币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其价值完全依赖于政府的信用。当政府财政困难时，往往通过滥发纸币来解决资金问题，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 "货币减重 / 纸币超发→通胀掠夺→社会动荡" 的恶性循环，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重要原因。

明清白银货币化与全球化冲击揭示了货币体系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关系。明代出现了由实物经济体制向货币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出现了货币形态、制度与体系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可归纳为由国家主导的钱钞结构逐渐转变为民间主导、官民分享的银钱结构，其背后表现为 "铜钱基准体系" 向 "白银基准体系" 的重大转向。

1368 年，朱元璋登基后推出了 "大明宝钞"，配合铜钱一起使用。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发行约束机制，宝钞很快贬值并变成废纸，明朝的货币体系彻底崩盘。1581 年，张居正推行 "一条鞭法" 税制改革，规定所有赋税徭役均折银征收，这标志着白银正式获得法定货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 1660-1795 年白银输入的高峰时期，清朝历经了长达百年的 "康乾盛世"。这一现象表明，货币供给的充足与稳定对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随着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的货币体系再次陷入危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

2.2 欧洲中世纪到近代的货币制度与政治周期

欧洲中世纪的货币制度演变同样展现了货币与政治周期的密切关系。欧洲中世纪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将近 250 年：第一阶段是古罗马货币延续和减少时期；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是单一狄纳里银币流通时期；第四阶段是货币品种多元化时期。

英国中世纪货币稳定的制度保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从诺曼征服后的中央化改革到亨利八世货币贬值前的五个世纪里，英格兰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与政策坚守，成功抵御了降低成色这一欧洲通行的财政诱惑，使其货币成为当时全欧洲最稳定的价值符号。11-12 世纪，威廉一世通过 "末日审判书" 确立土地与财政的中央控制体系，同步将分散于地方贵族手中的造币权收归王室。

然而，都铎王朝的 "大贬值"（1526-1551）标志着英格兰货币治理的转折。这一转折反映了政治权力对货币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当王权需要通过货币手段解决财政危机时，货币的稳定性必然受到损害。

中世纪货币制度的政治逻辑揭示了货币权力的本质特征。中世纪，欧洲国家的货币体系完全建立在白银的基础上。步入中世纪的西欧，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和王权虚弱的状况出现，货币渐渐出现混乱和低劣化。加洛林王朝时期，从表面上仍然维持一个完整国家的形象，因而他们对货币的铸造还控制得比较严格，从矮子丕平开始，一直仿效罗马帝国的体制，把铸币控制权握在政府手里，力求使银币的价值和成色保持统一。9 世纪下半期加洛林帝国的解体与王室行政组织的崩溃，造成中央无权与王权的虚弱，形成无政府状态。

这一历史过程表明，货币制度的稳定与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密切相关。当政治权力分散或衰落时，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而货币混乱又会进一步加剧政治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2.3 殖民体系的货币掠夺与全球周期

殖民体系的货币掠夺机制展现了货币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控制。法国在前殖民地维持的货币联盟，其现代残余主要体现在西非法郎（CFA franc）体系中。法国通过货币控制保障本国企业在西非的贸易与投资特权，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总面积达 61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1.5 亿（1975 年数据），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法国借此确保稳定原材料供应与市场。

英国殖民货币掠夺的系统性机制更为复杂和隐蔽。在所有手段中，强制货币化税收是最核心的一环。英国殖民当局到来后，迅速做了一件颠覆性的事：废除实物税，推行必须用英镑或官方货币支付的人头税、土地税。货币首先为了缴税而进入经济系统，农民卖出产品获得货币→用货币缴税→英国当局获得货币→英国当局用这些货币向本国购买商品、支付官员薪水。殖民地通常没有货币主权，由英国控制的银行发行货币、控制信贷方向与规模。

这种机制的本质是通过货币工具实现对殖民地财富的系统性掠夺。货币成为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通过税收体系将殖民地的经济剩余转移到宗主国，同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实现对殖民地经济的全面控制。

拉丁美洲的殖民货币掠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案例。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实现对拉丁美洲的完全殖民垄断，攫取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其他资源。特别是到 17、18 世纪时，它们通过殖民占领、海盗私掠、走私贸易和全球争霸战争，不断在西班牙、葡萄牙控制地区进行殖民掠夺，最终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了经济主导地位。

这种殖民货币掠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导致了殖民地经济的长期落后，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 **"中心 - 边缘" 的全球货币体系 **，使殖民地国家在货币权力结构中处于永久的依附地位。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成为 20 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和全球政治秩序变革的重要动因。

2.4 现代金融体系危机与货币周期

现代金融体系的危机演变展现了货币周期律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特征。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 1985-2008 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2.0 版，遇上了全球货币体系每四十年一次的寻锚挑战，并与全球货币体系每八十年经历一次寻锚大周期的叠加。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货币根源揭示了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萎缩，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及时调整了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开始逐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

更为重要的是，2008 年末，利率驱动的货币体系（第一货币政策）不能再用于放宽政策，因为利率不能降低到足以推动信贷 - 债务 - 经济扩张的程度。始于 2022 年 3 月的紧缩周期结束了前一个政策模式，即央行基本上自由发放货币和信贷。这表明，现代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根本性限制，传统的货币调控手段已经无法应对复杂的经济危机。

COVID-19 危机与无限量化宽松展现了货币权力的极端形式。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情况变得更加失控。仅在那一年，美联储就创造了 3.3 万亿美元 —— 约占当时流通美元总量的 20%。其资产负债表从 2020 年初的 4.2 万亿美元激增至 2022 年 4 月的 8.9 万亿美元。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均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无一例外，这些经济体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最终不得不进行激烈的货币政策转向。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2020 年 3 月 23 日，美联储又一次开启量化宽松时代，且这一次是无限量的购买中长期债券，不仅包括十年期国债、MBS 债券，还包括 CMBS 证券等。

货币超发的财富分配效应成为现代周期律的重要表现。2025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 1.1 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收入最高的 1% 家庭的财富总额却达到 36.2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占美国人口 60% 的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总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正是货币分配机制的问题。商业银行的 "货币创造" 把这种效应进一步放大。

现代货币体系建立在信贷基础上。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 —— 你存 1000 元，银行留 10% 准备金，将其余 900 元贷出。这时社会上有 1900 元货币，900 元是新创造的。这种货币创造机制决定了新钱首先流向有抵押物的人。对于富人而言，适度通胀和资产泡沫是 "双赢"：一方面通胀稀释其债务本金，另一方面超额投放的货币流入其持有的优质资产，推高估值。

这一现象揭示了现代货币体系的根本矛盾：货币创造机制本身就具有财富集中效应，它通过信贷体系将新增货币优先分配给拥有资产和信用的群体，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

三、机制分析："权力→货币→财富" 单向流动的内在逻辑

3.1 货币发行权垄断与财富转移机制

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是财富转移机制的核心环节。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政府拥有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这种权力使政府能够通过创造货币获得 "免费" 资源或铸币税收入。然而，货币创造不仅影响政府收入的获取方式，还影响政府内部谁来决定这些收入的支出，以及通过对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影响个人之间财富的任意再分配程度。

铸币税的分配机制展现了货币权力的复杂运作。以 1987 年为例，英格兰银行发行了 0.77 亿英镑的货币，而英国财政部从 "纸币和硬币" 中使用了 1.05 亿英镑用于预算融资。相比之下，德意志联邦银行在 1987 年发行了 119 亿德国马克的新货币，但联邦政府在 1988 年初仅从联邦银行获得了 0.3 亿德国马克的转移，这实际上是政府从联邦银行获得的唯一财政收益。显然，在德国的案例中，发行的基础货币数量与政府从联邦银行获得的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这一对比揭示了不同国家货币制度安排的差异对财富分配的深刻影响。在英国的制度下，政府能够更直接地从货币发行中获益；而在德国的制度下，独立的中央银行限制了政府直接获取铸币税的能力，这种制度差异反映了对货币权力约束程度的不同理解。

美国金融霸权的全球掠夺机制体现了货币权力在国际层面的扩张。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部分：美元计价，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定价，助力金融机构取得全球资产定价主导权；操纵规则，操纵国际组织和金融设施设定利己规则；控制舆论，掌控全球金融话语权。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美元收取全球铸币税。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需要源源不断地向境外输出足量美元用于贸易结算，从而使得超发美元购买海外资源和服务以及进行对外投资的特权；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推动美元贬值，进而缓解外债偿还压力。

3.2 货币异化的表现形式与传导机制

货币异化在现代社会呈现出多种复杂的表现形式。首先是货币的数字化转型，货币的数字化本质上是主权信用货币的数字载体化，即数据信息成为主权信用货币的数据代表。数字的货币化是数据信息符号本身的货币金融化，即数字化手段产生的符号越来越能够独立承担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其典型表现就是数字虚拟货币。

其次是金融衍生品的复杂化发展。虚拟财富至上：衍生品、投机资本、虚拟货币（如比特币）进一步把 "货币" 从商品交换的工具转化为 "自我增殖的目的"。资本逻辑替代价值逻辑：一切社会活动都被量化、货币化，GDP、盈利率成为政策和个人行为的最高指南。品牌与符号消费：消费品不再只是满足需求，而是通过 "价格 — 符号" 来确认身份（奢侈品就是典型的 "货币拜物化"）。

货币创造的内生机制成为现代货币异化的重要特征。现代货币体系建立在信贷基础上。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 —— 你存 1000 元，银行留 10% 准备金，将其余 900 元贷出。这时社会上有 1900 元货币，900 元是新创造的。这种货币创造机制决定了新钱首先流向有抵押物的人。

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这些新生成的资金依然倾向于流入低风险、高回报的通道，最终仍被掌握优质资产的精英群体吸纳。在现代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中，有活跃的中央银行和挥霍无度的联邦政府，货币通胀是必然的。在美国，货币起源于美联储为购买美国政府债务或商业银行其他资产而创造的银行准备金。

坎蒂隆效应的财富分配机制揭示了货币传导的不平等性。这些实体可以在通胀发生前，用新货币以现行价格购买商品、服务和资产。这种早期优势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积累财富。当他们花掉新货币时，他们促进了价格上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往往导致更高的货币价格水平，但个别价格在不同时间点以不同程度变化（即坎蒂隆效应）。因此，货币生产创造了赢家和输家。

在法定货币体系中，新货币几乎可以零成本生产。那些能够首先获得新货币的行为者受益。其中包括政府和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仅是新创造货币的第一接收者，也是信用货币的主要生产者。这是因为银行可以发放没有基础货币支持的贷款。

3.3 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与社会分化

货币政策通过多重渠道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复杂影响。根据最新研究，货币政策通过五个主要分配渠道影响不平等：储蓄再分配渠道、意外通胀渠道、利率暴露渠道、投资组合渠道和收入构成渠道。

储蓄再分配渠道的相关异质性维度是净财富。货币扩张通过减少借款人的债务利息支付使借款人受益，而持有存款的储户面临更低的回报。意外通胀渠道的相关异质性维度是名义固定债务和现金持有量。意外通胀导致名义资产负债表的重估，债权人受损，债务人获益。

利率暴露渠道的作用机制更为复杂。实际利率的下降增加了金融资产的价格。然而，奥克莱特（Auclert，2016）认为，声称这有利于资产持有者通常是不正确的。他表明，未对冲利率暴露（URE），即在某一时点所有到期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是衡量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实际利率变化暴露程度的正确指标。金融财富主要投资于短期存单的代理人往往具有正的 URE，而拥有大量长期债券投资或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负债的代理人往往具有负的 URE。实际利率的下降导致再分配。

投资组合渠道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尤为显著。更高的股票价格导致资本利得，使持有大部分金融资产的高收入家庭受益。这提高了财富不平等。同时，更高的房价增加了房地产资产的价值；如果房屋所有权在人口中广泛分布，这可能产生均等化效应，或者如果房屋所有权集中在财富分配的顶部，则会加剧财富不平等。

收入构成渠道反映了不同群体收入来源的差异。家庭从不同来源获得收入，每个来源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可能不同。低收入家庭倾向于更多地依赖转移支付，而中等收入家庭主要依赖劳动收入，收入分配顶端的家庭相对更多地依赖商业和资本收入。如果利率下降刺激经济活动，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更高的工资和更低的失业率，从而增加分配低端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较低的利率降低了利息收入，这可能减少分配顶端的不平等。

实证研究的混合发现表明货币政策分配效应的复杂性。对常规货币政策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得出了混合结果，尽管似乎有一个共识，即更高的通胀，至少在某个阈值以上，会增加不平等。与普遍看法相反，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不平等影响的结论也不明确。

3.4 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货币集中机制

现代金融资本主义通过货币机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资本主义货币体系通过债务扩张与金融垄断维持资本增值，导致全球债务规模在 2025 年突破 300 万亿美元，债务 / GDP 比率达 360%。

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体现了个体资本积累与整体均衡的冲突。美元英镑等货币是资本主义货币，规则制定立足于个体资本积累增值，对有一定财富的群体来说，这就是信用的象征，但个体资本不断积累增值与整体财富分配均衡流通是矛盾对立的。资本的天性是 "滚雪球"，个体资本的持续积累必然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进而打破整体财富的均衡流通 —— 这是美元、欧元、英镑体系无法逃避的内在矛盾。在美国，最富 1% 群体掌握的财富占比已超过 30%，而底层 50% 群体的财富占比不足 2%。

金融化进程的财富集中效应展现了货币权力的新形态。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债券、股票等各种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信用手段都成了货币资本。1970 年到 2010 年，最富有的 1% 的人拥有的政府债券份额从 16% 上升到 40% 以上，公债利息也相应向这些最富有的人集中。

在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金融市场的支配作用使财富的再分配向金融垄断资本集中。法国学者德洛奈认为货币和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提取和集中世界储蓄的体系，"确切地说，金融市场是进行控制的地方，它能够保证资本所有者的绩效最大化"。这种活动具有很大程度的投机性，它没有创造任何物质性价值，却加速了财富向金融垄断资本的集中，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

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积累表现出高度的集中与统一，其最终统一于 "金融" 为主导的资本帝国。表面上看，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有利于资本的集中，能够迅速实现资本积累，然而在这一片繁茂的情境下却蕴含着更大的危机。由此数字资本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市场囊括进自身的数字结构当中，它吸纳大量的资本，进而实现对资本的集中控制与运用。

这种 "金融资本主义" 无限扩张，不断蚕食社会再生产，助推经济虚拟化，导致财富高度集中和实体经济增长长期萎靡。其背后驱动力源自政府无限放松资金，陷入 "借贷 — 救助 — 监管 — 刺激" 的恶性循环，现代资本主义进入货币和金融无止境宽松时代。

四、改革路径：从历史教训到当代探索

4.1 传统货币改革的局限性分析

历史上的货币改革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未能触及 "中心化权力垄断发行权" 的核心问题，因此只能延缓周期，无法终结周期。

金本位制度的内在缺陷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金本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本位，它增进了福利、自由和政治的、经济的民主。金本位是一个国际本位，国际本位是国际贸易和货币与资本在国际间转移所必要的，金本位使黄金供给的增加要依靠产金之有利润。但金本位同时也限制了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的权力。金本位能够使货币购买力的决定得以脱离一些政党和压力集团常常变动的野心和理论。也正是这个特点注定了金本位制度的必然崩溃。

金本位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刚性约束与政府需求的矛盾。如果 C 国货币的币值稳定，而 A 国、B 国的币值不稳，那么 A 国和 B 国的人民完全可以拒绝接受自己政府所发行的货币而选择 C 国的货币。长此以往，其必然的结果是，A、B 国本国货币将被彻底挤出流通市场，政府也将根本享受不到应有的铸币税。更重要的是，在机制上，该结果彻底地切断了 A、B 两国政府实施通货膨胀的可能。这是 A、B 两国政府所不愿见到的，他们必定采取措施来防止该结果的发生。

金本位崩溃的多重原因揭示了传统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这一曾维持近百年稳定的货币制度，最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黄金分配失衡、经济大萧条冲击、各国政策矛盾以及制度固有缺陷等五大核心原因走向终结。法国 "黄金集团" 的失败：坚持金本位至 1936 年，导致经济衰退延长；政策自主性丧失：各国央行无法根据经济状况调整货币政策；通缩倾向：1870-1896 年全球物价下降 40%，加剧债务负担；1922 年热那亚会议尝试改革但告失败，加速了制度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里芬难题体现了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矛盾。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典型的以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特里芬难题。在上世纪 50 年代，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特里芬难题" 的第一方面，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新的储备资产以弥补美元储备资产，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元开始泛滥，各国美元储备资产不断增加，世界走向了 "特里芬难题" 的另一面。

特里芬难题的核心在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必须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提供流动性，但持续的逆差又会削弱美元的信用基础。这种内在矛盾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4.2 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与挑战

央行数字货币（CBDC）作为货币制度的最新创新，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截至 2024 年，93 家央行中有 91%（85 家）正在探索零售型 CBDC、批发型 CBDC 或两者兼而有之。截至 2025 年 7 月，全球已有超过 130 个国家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或试点，其中 20 余国进入实质性测试阶段。

中国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实践探索。中国从 2014 年起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门对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相关技术、流通环境、法律问题以及国际上 CBDC 发行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前期研究和原型探索的基础上，开展了数字货币专利的申请，2017 年 1 月，央行在深圳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2018 年 9 月，该研究所搭建了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将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和试点项目正式命名为 DC/EP。

中国人民银行从 2014 年开始研发数字人民币，2019 年开始第一批试点，2020 年进行第二批试点，2021 年发表白皮书，2022 年发布数字人民币 APP，并安排更多城市加入试点。该行动方案明确，要进一步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与服务创新，力争到 2025 年底基本形成场景覆盖面广、支付服务体验良好、创新应用丰富、各方参与积极的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

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特征与制度创新体现了对传统货币体系的改进。按照 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实物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数字人民币具备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贮藏等基本功能，与实物人民币一样是法定货币。数字人民币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形式。

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展现了对美元霸权的潜在挑战。作为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代表，数字人民币承载着打破美元支付霸权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双重使命。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其已实现与香港、泰国、阿联酋等 11 个境外央行系统的直连，将跨境交易时间从 SWIFT 的 3 天压缩至 15 秒，成本降幅达 90%。

然而，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技术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平衡问题；其次是跨境支付的监管协调难题；再次是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冲击与适应。更重要的是，央行数字货币本质上仍然是中心化的货币体系，其发行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权力→货币→财富" 的单向流动问题。

4.3 去中心化金融的创新与局限

去中心化金融（DeFi）作为对传统金融体系的颠覆性创新，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DeFi 正在用区块链的魔法棒，将传统金融的铜墙铁壁变成流动的数字沙盒。然而，The DAO 被黑客攻击损失 6000 万美元的惨剧，暴露出智能合约审计的盲区。当某个 DeFi 项目的代币价格暴跌时，流动性池可能瞬间枯竭。美国 SEC 将某些 DeFi 代币认定为证券，而欧盟 MiCA 法案要求去中心化身份（DID）合规。这种全球监管拼图，让 DeFi 项目不得不在合规与创新间走钢丝。

DeFi 面临的三大挑战揭示了技术创新的局限性。首先是代码漏洞，可编程金融代表了科技的力量，但代码堆砌之后的漏洞总是难以避免；二是系统性风险，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可编程式金融，一定要思考到系统性风险，比如面临极端的行情波动时，DeFi 生态是否能承载；三是资产上链，资产上链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对于整个 DeFi 行业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战，需要先行者做出尝试。DeFi 应用面临黑客攻击的风险。据媒体报道，仅仅在 2020 年的 2-3 月，DeFi 领域就出现了 6 起安全事件，损失超过 150 万美元。

DeFi 2.0 模式的价值脱钩问题暴露了去中心化金融的根本困境。2023-2025 年间，以协议控制价值（PCV）为核心的 DeFi 2.0 模式因高通胀依赖、合规模糊与价值脱钩等缺陷集中暴露高风险特质。监管层面，FSB（2024）报告强调，DeFi 2.0 的 "去中心化" 叙事与 "收益承诺 + 资金池" 模式已触发证券监管红线。DeFi 2.0 的价值循环局限于加密资产内部，国库收益依赖 PoS 质押、DEX 流动性等虚拟资产，导致收益与实体经济脱节。

CeDeFi 混合模式的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CeDeFi（中心化与去中心化金融的混合模式）把不透明的高收益包装成低风险的稳定币，并通过主流借贷协议的 Curator 机制，将单一风险转化为系统性风险。这次事件也暴露了行业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陷阱：Stream 暴雷深刻地提醒了行业，DeFi 的创新边界正在挑战其去中心化原则。当 DeFi 协议引入合成稳定币作为抵押品时，将继承 CeFi 的管理不善与信息不对称风险。

DeFi 的监管合规困境反映了技术创新与制度约束的矛盾。DeFi 的匿名性与去中心化为洗钱、逃税提供了温床。2024 年，美国财政部将多个 DeFi 协议列入制裁名单，监管压力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变量。合规化是 DeFi 必须跨越的门槛，否则将面临系统性风险。

4.4 货币体系重构的可能路径

面对传统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货币体系重构成为必然趋势。全球债务规模在 2025 年突破 300 万亿美元，债务 / GDP 比率达 360%，这种不可持续的债务增长模式迫切需要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超主权货币体系的探索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推动 SDR（特别提款权）扩容与功能升级，纳入新兴经济体货币与数字资产。2015 年人民币加入 SDR 后，其权重达 10.92%，标志着多元化储备体系初现雏形。然而，SDR 体系仍然受到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制约，难以真正实现去主权化的目标。

数字人民币的功能扩展方向展现了货币体系演进的新路径。多位受访人士普遍认为，为解决数字人民币上述困境，向 M1（狭义货币）转化可行且必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在于推动数字人民币向 M1 层次演进。一种是直接推动存款数字化，将个人储蓄、企业存款转化为数字化的 M1，实现银行账户与数字钱包无缝对接。另一种则是新增专属储蓄形式，允许资金从现有存款账户转出至数字钱包，但仍将其纳入商业银行表内负债，按活期存款利率或略低利率计息。

张健华建议，适时调整数字人民币功能定位，推动其从 M0 逐步向 M1、M2 功能延伸。此外，建议推动数字人民币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向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转变，即让数字人民币应用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比如金融同业交易等。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全球化布局展现了跨境支付体系的革命性变化。数字人民币通过技术驱动与规则重构，正在突破传统的 "单一货币中心" 和 "代理行垄断" 模式，推动跨境支付体系向多极化、高效合规、普惠包容转型。在支付层面，数字人民币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创新，实现了跨境支付的秒级清算和成本变革；在数据层面，通过链上碳足迹、物流证据等创新应用，打破传统合规壁垒；在规则层面，通过主导 ISO 标准制定，重塑全球金融话语权体系。

央行推动 "数字货币桥" 与 SWIFT 系统并行，2025 年试点扩展至中东、非洲，目标覆盖 100 个国家央行。这种多边合作机制为构建更加公平、高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五、结论：重构货币逻辑，终结周期循环

5.1 货币异化是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全球货币体系演变历史的深入考察和对 "权力→货币→财富" 单向流动机制的系统分析，本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货币异化的权力闭环，是历史周期律反复循环的最深刻根源。

这一结论基于以下核心发现：

第一，历史周期律的本质是 "货币异化的权力闭环"。从中国封建王朝的 "铸币权垄断→铜钱减重 / 纸币超发→通胀掠夺→农民起义"，到近代的 "殖民货币掠夺→殖民地动荡→霸权更迭"，再到现代的 "美元霸权收割→全球贫富分化→地缘冲突"，本质都是中心化权力通过货币工具将社会财富向权力中心集中，最终突破社会承载极限，引发秩序崩塌。

第二，货币的 "权力工具属性" 是周期循环的关键媒介。历史周期律的本质是 "权力异化资源分配的循环"，而货币作为 "价值度量 + 资源分配" 的核心载体，一旦被中心化权力垄断，就必然成为财富转移的工具。这种 "权力→货币→财富" 的单向流动，会不断加剧阶层对立，最终触发周期更替。

第三，传统货币改革无法打破周期律的根源。历史上的货币改革（如更换货币材质、调整汇率、短暂回归金本位），都未触及 "中心化权力垄断发行权" 的核心，只是换了一种货币形式，依然保留了 "权力异化货币" 的土壤，因此只能延缓周期，无法终结周期。

5.2 货币体系重构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基于对货币异化机制的深刻理解，本研究认为，只有彻底重构货币的价值逻辑与权力属性，才能从根本上终结历史周期律的循环。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创新。

在理论层面，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货币理论框架，其核心要素包括：

第一，货币的价值基础必须回归劳动本质。传统货币体系将货币与贵金属或国家信用绑定，本质上都是外在的、人为的价值锚定。新的货币体系应该将货币价值直接与人类劳动成果挂钩，使货币真正成为劳动价值的度量和交换工具，而非权力的象征。

第二，货币发行权必须实现真正的去中心化。任何中心化的货币发行权都必然导致权力异化，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的分布式货币发行机制，使货币的创造和分配真正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决定，而非由少数权力中心垄断。

第三，货币的功能必须回归其本质属性。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将货币异化为 "自我增殖的目的"，导致经济虚拟化和财富集中。新的货币体系应该严格限制货币的投机功能，使其专注于价值度量、交换媒介和价值贮藏的基本功能。

在实践层面，需要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加快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多边合作机制。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创新，构建去中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打破美元霸权的垄断地位。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实现了与 11 个境外央行系统的直连，将跨境交易时间从 SWIFT 的 3 天压缩至 15 秒，成本降幅达 90%，这为构建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奠定了技术基础。

第二，积极探索 DeFi 等去中心化金融创新。虽然 DeFi 目前面临技术安全、监管合规等挑战，但它代表了金融体系去中心化的重要方向。通过不断完善技术标准和监管框架，DeFi 有望成为重构货币体系的重要力量。

第三，推动数字人民币等央行数字货币的功能扩展。适时调整数字人民币功能定位，推动其从 M0 逐步向 M1、M2 功能延伸，从零售型向批发型转变，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减少金融投机。

5.3 研究的理论贡献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

第一，提出了 "货币异化的权力闭环" 这一核心概念，为理解历史周期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这一概念揭示了货币权力与历史周期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二，系统梳理了货币异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从古代的铸币权垄断到现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展现了货币权力机制的演变轨迹，为当代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三，构建了 "权力→货币→财富" 单向流动机制的理论模型，揭示了货币异化的内在逻辑和传导路径，为设计新的货币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对所有重要的历史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其次，对于货币体系重构的具体技术路径，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和实践探索；再次，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货币体系改革的不确定性。

展望未来，货币体系的重构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人类社会正在迎来货币制度的重大变革期。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人类最终能够建立起一个公平、高效、可持续的货币体系，从而从根本上终结历史周期律的循环，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只有当货币回归其作为人类劳动成果的度量和交换工具的本质属性时，人类才能真正摆脱货币异化的束缚，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