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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业互联网是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产物，不仅是工具的革命，更是工业革命的工具。能否发挥工业互联网革命工具的作用，对我国维持世界工厂地位和迈向制造强国至关重要。

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政府应积极投入“引爆临界点”但秉持“非必要不干预”态度，国有企业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信任维持等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平台企业应开放资源、丰富场景、构建生态、主动赋能，引领中小企业参与，带动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重构和价值链升级。

互联网的下半场主场属于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整合工业革命和网络革命两大革命性转变之优势，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和数实融合的关键底座，使制造业面临百年来最重要的一次范式升级，带来最为深刻的挑战与重大机遇。

我国由于具有全球体量最大与门类最全的制造业生态体系、全球领先的消费互联网体量规模和全球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加上政企共同努力，工业互联网基于得天独厚优势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也面临基础设施尚不健全、应用需求有待释放、盈利模式尚不清晰等挑战。基于对我国北京、深圳、苏州等工业互联网高地的长期观察和实地调研，我们对工业互联网发展规律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希望对促进我国更多地区进入前沿竞争、引领制造业变革和巩固世界工厂地位有所裨益。

一、工业互联网的战略重要性与发展艰巨性

当前，我国政产学研各界已充分认识到工业互联网的重要性，但也有“为何迄今还未能大规模战略性展开”“为何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盈利模式”等困惑。我们认为，深化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更为长远地理性规划投资节奏。

（一）工业互联网的本质：工业数据要素化和工业知识显性化驱动形成的新价值创造网络

工业互联网是全球工业系统与传感、计算等技术及互联网连接融合的成果——工业在互联网辅助下敏捷响应、智能生产，互联网为工业提供泛在连接、柔性支持，使互联网正在超越数字空间维度，向传统生产单元、系统、设备、车间、工厂等物理实体维度加速扩展，促进网络体系与工业体系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既是产业数字化的新基础设施，又是数字产业化的新增长点，是推动实体经济跃升的加速器和数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些都已取得基本共识，但关于工业互联网的本质，还有不同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业互联网本质是推进“数实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即德国“工业4.0”所指的信息物理系统，是信息系统和物理系统深度融合、高度协同、相辅相成的统一体系；基于信息物理系统形成新的工业生产制造、组织管理和经营服务体系，相应推动企业流程再造、组织重构、制度变革、机制创新。这可视为“信息物理系统论”或“数实融合论”。

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业互联网是工业系统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但追本溯源于工业，本质是通过工业知识来改造流程、提升效率。所以工业互联网要遵守工业基本规律，要义在于赋能工业企业并以之为主体，重构产业生态。这可视为“工业主体论”。

笔者认为，工业互联网本质是工业数据要素化和工业知识显性化驱动形成的新价值创造网络。工业数据要素化指工业互联网深度挖掘制造数据，推动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工业知识显性化指工业互联网在制造业服务化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带动工业隐性数据和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其实质性作用是以网络为基础、平台为中枢、数据为要素、安全为保障，通过人机物互联、人机数协作，实现智能控制、运营优化，促进跨越空间的组织协同、资源共享与知识复用，推动制造业体系重构、动力变革和范式跃迁，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制造方式、经营模式及企业间协同格局发生系列变革，以致重塑企业形态、重构全球工业、改造供应链体系。

（二）工业互联网的价值来源：创新生产方式、改善生产关系

工业互联网创造价值的来源相对复杂，工业互联网体系中的平台、数据及上下游协同、人财物统筹都可能创造价值，很难得出类似消费互联网“需求刺激”“供需匹配”“降低交易成本”那样直观简洁的结论。

笔者认为，工业互联网的价值源于创新生产方式、改善生产关系。工业互联网驱动数实融合、促进制造资源在更广范围的网络化协同和高效率配置，引发生产方式、业务模式、企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

一是推动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以标准化批量复制为导向的工业经济向以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为特征的数字经济转变；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主导的预测驱动式生产向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订单驱动式生产转变，从传统的少品种、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向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定制式的生产方式转变。

二是工业互联网提升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的能力，激发生产力乘数效应，提高工业体系要素的价值转化效率，进而提升生产效率乃至物理世界的运行效率。

三是工业互联网不断解构和重构分工与协作流程，变革分工方式、提升协同效率，促进工业从封闭走向开放协作，使企业组织边界和竞合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重新定义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生产关系。

工业互联网作为数据驱动的价值网络，创造价值主要有三大渠道：

**一是平台创造价值。**平台是工业互联网的枢纽，是支持制造业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高效配置的载体。目前主要有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平台、面向特定行业和特定区域的特色型平台、面向特定工业场景的专业型平台三类工业互联网平台，形成了设备产品管理、业务运营优化、社会化资源协作三种典型应用场景，产生了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规模化定制、服务化延伸四大应用模式，主要有共享生产设备、共享产能、工业物流服务、设备远程维护四种商业模式。

**二是数据创造价值。**工业互联网是工业从资料生产到数据生产的产物，能深入挖掘制造过程中各类数据隐含的价值信息，支持智能决策、协同生产。基于数据的快速感知、敏捷响应、动态优化、智能决策和全局协同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其重要价值来源。

**三是多方协同推动价值共创。**工业互联网重塑了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方式——价值不再由企业独立自行创造，而是平台与顾客、服务商等诸多参与者在交互中共同生成。平台成为实现价值共创的载体，工业互联网成为数据驱动、多方协同的价值共创网络。

具体而言，工业互联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改造工业场景，创造新的工业模式；助推工业企业的生产模式升级、经营管理优化、商业模式变革，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智慧互联、价值共享、开放协作等引擎工具。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工业互联网创造价值的主渠道——平台，与消费互联网平台大为不同。由于工业应用场景复杂，工业互联网很难产生通用平台，更现实的情形是形成若干个垂直深化的专业平台。这导致工业互联网需要比消费互联网付出更长时间才能达到规模“临界点”和形成盈利模式。这要求发展工业互联网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三）工业互联网使我国制造业面临重大机遇和深刻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掘要素禀赋、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制度环境、打造产业集群、鼓励公平竞争等建立起制造业竞争优势，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但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少数国家搞“脱钩断链”和“近岸外包”“友岸外包”，部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更多后发经济体参与供应链体系重构，东南亚、北非、中东欧、墨西哥等经济体正在跃跃欲试竞逐世界工厂地位，我国世界工厂地位面临“前有封堵、后有追兵”的双重夹击。

与逆全球化等相比，工业互联网给我国制造业带来的挑战更为深刻，因为其驱动制造业发展理念、制造模式、底层机理发生重大变革，正在重塑制造业的生产要素、核心技术体系、生产组织模式，正在颠覆现代工业生产的组织形式、重写21世纪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重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这些变革冲击我国企业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竞争优势。我国世界工厂地位在发达国家和追赶经济体的双重夹击下，如果不能驾驭工业互联网，就不得不面对其与逆全球化、世界工厂竞争叠加而成的三重挑战；反之，则能利用其对冲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重构的挑战，并巩固地位和强化竞争优势，从制造大国跃迁为制造强国。可以说，工业互联网不仅是我国维持世界工厂地位、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性基础设施，也是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新型工业化的革命工具，影响着我国未来的制造业和世界工厂地位。

二、工业互联网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引爆临界点”“非必要不干预”

政府在工业互联网发展中维护市场秩序和建设基础设施等作用重要，尤其是对工业互联网的先期投入和基础投入非常关键，但同时也要注意秉持“非必要不干预”原则。

（一）政府投入是工业互联网突破“临界点”的重要前提

纵观古今中外，每一次颠覆性技术革命的扩散和应用，政府在“临界点”引爆前的先期投入和基础投入功不可没，当前发展工业互联网也概莫能外。工业互联网要创造价值，关键是平台的产品与服务达到“临界点”，以产生规模效应、发生正反馈并激发工业互联网的“飞轮效应”。

工业互联网是新型基础设施，对推动新型工业化、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旋转设备”、百万工程师和数十亿消费者，决定了工业互联网作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的地位，具有基础性、外部性和准公益性属性，使中小企业具有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正是基于工业互联网对工业发展的长期战略意义，我国将工业互联网列为七大新型基础设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前期投入巨大，需要政府投资支持。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网络基础、平台枢纽、标识解析、安全保障四大体系，核心技术突破、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广、产业生态培育等工作都极其艰巨和复杂，需要大量的前期建设和持续投入；而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产出效益较慢，仅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甚至会长期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要打破“市场投资不足”以至于“无法突破引爆点”的“死循环”，政府投资就成为突破“临界点”、打破“死循环”的基础条件。从国内实践和国际经验来看，以完善基础设施为主的政府投资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普通企业投资不足，在工业互联网发展初期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工业互联网是工业领域通用技术，正外部性巨大，适合政府投资。2023年全球工业总产值超过49万亿美元，这一庞大领域即使仅提升1%的效率，也将产生巨大效益。而从已知的工业互联网实践来看，工业互联网应用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都远不止1%。同时，工业互联网不仅可用于工业领域（已覆盖全部工业大类），还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已融入49个国民经济大类），对渗透产业的带动能力明显。2023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带动三大产业增加值规模分别为0.06万亿元、2.29万亿元、2.34万亿元，名义增速分别为7.76%、8.60%、6.41%。

投资工业互联网有盈利前景。尽管工业互联网因工业环境复杂、差异化突出，导致规模优势不如消费互联网显著。但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工业互联网同样能产生“马太效应”；随着产业集中度提高，工业互联网应用接近规模化“临界点”，正步入规模扩张的战略窗口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投资收益性。人们普遍认为投入该领域终将获得正收益。这都使工业互联网被广泛认为极具前途、具有投资价值。现实中，全球工业互联网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根据美国埃森哲和通用电气公司的评估，2030年工业互联网全球产值将达15万亿美元，到2050年则将达到50万亿至80万亿美元。

（二）政府秉持“非必要不干涉”态度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基本保障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经验之一是政府除了基础投入、政策引导、产业规划和生态营造外，其他工作更多依靠市场化机制，而不介入产业发展的具体运作。

从国际经验看，各主要工业国都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但也主要是从战略规划、营造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着手，如将工业互联网列入国家战略，成立跨部门、跨领域统筹机构协调相关推进工作，使之从概念探讨迈入产业实践等。

从地方经验看，深圳宝安等地方政府坚持“非必要不干预”工作原则，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尊重市场规律，聚焦“规划制定、平台搭建、基础设施投入、供给服务保障”，营造工业互联网发展生态环境，探索各具区域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发展之路。

从历史经验看，对“三新”经济（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采取包容审慎监管态度，是中国政府推动互联网和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经验，发展工业互联网亦如此。“非必要不干预”是我国工业互联网能迈入世界前列的经验之一。

为适应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政府在“坚持法治原则、遵循发展规律，以对企业干扰最小化实现监管效能最大化”的基础上，可加大创新发展政策供给，打造适应工业互联网发展需要的政策体系，既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留出空间，又使其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工业互联网先行地区应因地制宜，提升相关政策的精准性和可及性，确保政策效应充分发挥；同时坚守安全底线、标准红线，对涉数据安全等底线问题进行硬性监管，而对非底线问题实施柔性监管，给予企业容错空间、缓冲时间，促进发展和监管之间的平衡。

三、工业互联网建设中的国企角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信任维持

虽然对国企在工业互联网建设中的角色仍有不同看法，但也有一些初步共识，如国企可以更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信任维持等。

这是因为相较于商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涉及跨界融合、跨企竞合，从消费端走向生产端、从产品市场走向要素市场，涉及更深层次的、更高规模的交易。更深层次竞合对基础设施建设与风险防范、商业互信、信任维持提出了更高要求。工业互联网既要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透明度，又要有对市场的秒级响应，还要保障相关主体的商业利益、商业秘密和信息安全，必须有更高的互信和信任维持机制。在这方面，有国家信用背书、更强调规范经营和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相对更具比较优势。

作为工业互联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国企在基础设施建设、信任维持等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国企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既有经验也有优势，建设和发展工业互联网，既是责任也有机遇。一方面，国企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已有大量投资和布局，具备规模、实力等优势，可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工业互联网的标识解析体系等具有准公共设施属性，由作为政府与市场“界面”的国有企业来建设甚至运营，能更好体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也能让各参与主体更放心、更信任，提升企业主动共享信息的意愿和积极性。

当然，国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信任维持，并不意味、也绝不能以此排斥其他企业的参与和竞合。某种意义上说，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国企主导为宜，而应用领域更适宜政策“竞争中性”和企业公平竞争，可能更有利于错位发展、有序竞争和协调共进。

四、利用工业互联网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发展工业互联网首先是龙头企业的竞争。美国的“先进制造战略”、德国的“工业4.0”背后都是巨头企业。尤其是作为工业互联网枢纽的平台，向上承载应用生态、向下接入系统设备，是制造业新生态竞争的核心，目前主要由大企业主导，这一点中外工业互联网实践类似。这是因为面对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需要相当的体量规模和实力，才能构建基于海量数据采集、分析的服务体系，实现工业现场的生产过程优化、企业运营的管理决策优化、社会化生产的资源优化配置与协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与服务优化。

但大企业要发挥引领作用，关键是造平台、建生态、促共享。与商业互联网平台不同，工业互联网的竞合格局尤其需要平台企业开放资源和主动赋能，通过提升供给、扩大需求、营造生态、丰富场景，吸引和支持生产网络中、供应链体系内的中小企业参与。这要求平台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利益关系、改善交易结构、完善标准制定和规则设计，促进中小企业用平台、进生态。形成平台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平台注入活力的“龙头突破、中小跟进”融通发展格局。

为助力构建融通发展格局，工信等相关部门可以完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工业互联网发展机制，通过公开规范透明的金融和市场支持以及激励兼容的机制设计，促进平台企业赋能中小企业，培育既懂行业又懂工业互联网的专业服务机构，提供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解决方案和轻量化发展模式，完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供给体系，强化安全生产等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应用牵引，推动大中小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分工合作、加快数字化转型。

工业互联网不断创新生产方式、改善生产关系，驱动制造业发展理念、生产模式、底层机理发生重大变革，目前正处于技术突破、行业变革的关键阶段。我国发展工业互联网具有比较优势、积累了发展基础，只要深化认识、更为理性地长远规划投资节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与“民”、“大”与“小”等几对关系，一定能尽快越过“拿着锤子找钉子”阶段，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巩固和提升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2025年第1期。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