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下的法律变革与机遇：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从 “一五” 到 “十四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清晰勾勒出国家前行的三大轨迹：在发展路径上，实现了从 “站起来” 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体系，到 “富起来” 融入全球产业链，再到 “强起来”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在经济引擎上，从投资、出口、消费 “三驾马车”（对应土地财政、世界工厂、人口红利）驱动，逐步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引领的创新发展模式；在生活变迁中，产业迭代让 “老三样”（服装、家具、家电）走进寻常百姓家，“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重塑产业竞争力，面向未来的 “新新三样”（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更开启了生活与生产的新可能。

步入 “十五五” 时期，“投资于人” 的新理念成为发展逻辑的重要转向。这一理念将 “投资于人”（如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与 “投资于物”（如传统基建）紧密结合 —— 前者能释放更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后者则逐步进入平台期，二者协同旨在实现有效投资与有潜能消费的良性互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法治始终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从改革开放初期 “摸着石头过河” 的法律空白，到如今 “法网愈密” 的制度完善，法律服务始终是产业变迁的 “随行伙伴”：其发展既以产业需求为根本依据，又以法律法规为基本准绳，形成与经济共生共荣的格局。而法务工作的演进轨迹，更成为这一共生关系的微观注脚：“一五” 时期，法务聚焦合同审查、纠纷处理等基础事务，仅作为企业运营的 “辅助环节”；进入 “十四五”，审计、内控、风控、合规等议题依次成为核心，法务职能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管理，逐步嵌入企业治理的核心架构。

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不仅是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 “施工图”，更推动法治建设实现历史性角色转变 —— 从过去的 “经济发展保障者” 升级为 “国家治理核心引领者”。这种转变并非抽象的政策表述，而是通过法律法规修订、产业需求扩容、法律角色重构等具体路径，深刻影响着法律行业的发展方向与实践空间，也为法律人提供了从 “规则解释” 到 “价值创造” 的全新赛道。

法治定位升级：从配套支撑到国家治理核心环节

“十五五”规划打破了 “法治仅为经济配套” 的传统认知，将其纳入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的核心任务（《建议》第三板块），标志着法治正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 “基础骨架”。

这种升级体现在三个务实层面：

其一，权力监督领域的法律服务空间扩容。规划提出 “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并强调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为律师参与反腐败法律监督、公职人员合规审查等提供了新场景，这类服务已从 “可选” 变为部分单位的 “刚需”。

其二，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法治协同需求。国家发改委明确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求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与监管执法”。这意味着法律人需深度参与跨区域市场规则的衔接：比如为企业应对不同省份的监管差异提供合规方案，或协助地方政府清理与统一大市场相悖的地方性法规，避免企业陷入 “跨省经营合规困境”。

其三，“投资于人” 理念下的民生法治保障。规划将 “教育、医疗、社保” 等民生领域作为 “投资于人” 的重点，带动家事法律、老年人权益保护、医疗卫生风控等服务需求增长。例如在 “生育友好型社会” 建设中，律师可协助医疗机构完善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流程，或为多子女家庭提供遗产规划与抚养权纠纷的预防式法律服务，让法治真正下沉到民生细节。

法律需求重构：产业与要素改革催生三大新赛道

“十五五”规划聚焦 “现代化产业体系” 与 “要素市场化改革”，两者叠加催生了一批明确、务实的法律新赛道，这些赛道并非未来概念，而是已有政策支撑与落地场景的 “当前机遇”：

（一）要素市场化改革驱动的 “要素法律服务”

国务院2025年启动的10个要素市场化试点，将 “技术、数据、土地、环境” 等要素的法律需求推向前台：

• 技术要素：围绕 “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律师可提供专利转化的交易结构设计（如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归属协议）、科创企业的技术入股合规审查，以及出口管制下的技术转移风险防控 —— 例如某新能源企业向海外转让光伏技术时，需提前排查是否涉及 “卡脖子” 技术的合规红线。
• 数据要素：随着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与 “数据安全保护” 的双向推进，数据合规服务已从 “单一隐私保护” 升级为 “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数据采集时的用户授权方案设计、数据跨境传输的安全评估（依据《数据安全法》）、算法透明化的合规论证，这类服务在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领域需求旺盛。
• 环境要素：为衔接2030年碳达峰目标，《生态环境法典（草案）》（1188 条）的审议推动 “绿色法律服务” 具象化：例如为企业设计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与法律流程、零碳园区建设中的环评合规方案，以及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因果关系论证。

（二）产业转型中的 “刚需法律服务”

规划明确 “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与 “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创新药等）的发展方向，同时也面临 “旧任务收尾” 与 “新产业合规” 的双重需求：

• 旧任务刚需：2028年城镇化率达70%的目标，带动 “城市更新” 法律服务爆发，包括旧改项目中的拆迁补偿协议起草、集体土地流转的合规审查；而2024-2028年化债任务则催生 “债务清收” 服务，例如协助地方政府梳理隐性债务的置换路径，或为企业提供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方案。
• 新产业合规：“新新三样”（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发展需配套法律支撑：如医疗机器人的注册审批合规（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AI 药物研发中的数据权属划分，以及创新药专利的 “专利链接” 与 “专利期补偿” 申请（衔接新《专利法》修订方向）。

（三）对外开放中的 “涉外法律服务”

规划提出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使涉外法律需求从 “传统贸易” 转向 “跨境投资与数字贸易”：

• 跨境投资领域：企业 “走出去” 时需应对东道国的合规风险，例如某车企在东南亚建厂时，需审查当地劳动法规（如最低工资标准、工会权利）与环境保护要求；“引进来” 时则需协助外资企业对接《外商投资法》的负面清单管理，确保投资领域符合国家产业导向。
• 数字贸易领域：随着跨境数据流动与数字服务税的推进，律师需为企业设计 “数据本地化存储” 与 “跨境传输白名单” 的平衡方案，同时应对欧盟《数字市场法》等海外监管规则，避免企业因 “平台垄断” 被处罚。

法律角色转型：从 “规则解释者” 到 “制度共创者”

如果说“十四五”时期，法律的关键词是“合规”“治理”“风控”；那么“十五五”的关键词，或许要加上两个字：制度。“十五五”规划提出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涉外法律体系”，推动法律人角色实现从 “被动适用规则” 到 “主动参与制度设计” 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主体层面：

• 律师：从 “问题解决者” 到 “机制设计者”。过去律师多聚焦 “事后纠纷解决”（如诉讼、仲裁），如今需提前参与企业的制度构建：例如为科创企业设计 “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或为国企搭建 “合规管理体系”（依据《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通过机制设计预防风险。
• 企业法务：从 “风控专员” 到 “战略伙伴”。在 “新质生产力” 发展中，法务需深度参与企业战略决策：例如某 AI 企业研发通用大模型时，法务需同步评估 “算法歧视” 的反垄断风险与 “训练数据” 的版权合规，确保技术研发不触碰法律红线。
• 律所：从 “案件承接者” 到 “政策接口”。部分律所已开始协助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制定 “合规指引”，例如参与起草《数据合规管理地方指南》，或为某行业协会制定 “绿色低碳合规标准”，成为连接政策导向与市场实践的 “桥梁”。

法律行业革新：应对 “百万律师时代” 的务实转型

据预测，未来5-10年中国律师人数将突破百万，“内卷式竞争” 倒逼行业从 “规模扩张” 转向 “质量提升”，“十五五”规划下的行业革新呈现三大务实方向：

• 专业化深耕：从 “综合律所” 到 “领域律所”。例如专注 “数据合规” 的律所可组建 “法律 + 技术” 团队（配备数据安全工程师），为企业提供 “合规诊断 + 技术整改” 的一体化服务；专注 “绿色法律” 的律所则需储备环境科学知识，能读懂环评报告与碳排放数据，避免 “仅懂法律不懂产业” 的服务脱节。
• 智能化赋能：从 “人工为主” 到 “人机协同”。AI 工具已从 “案例检索” 升级为 “实质性服务辅助”：例如用 AI 自动审查合同中的数据合规条款（标记不合规的用户授权表述），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降低失误率 —— 但需注意 AI 生成内容的 “法律责任归属”，避免因算法漏洞导致合规风险。
• 标准化建设：从 “经验驱动” 到 “标准驱动”。行业监管将更严格，例如法律服务的 “服务规范”“收费标准” 可能进一步细化，律所需建立 “服务流程标准化体系”：例如数据合规项目需包含 “需求访谈 - 风险评估 - 方案制定 - 落地培训 - 定期复盘” 五个环节，每个环节有明确的交付物（如风险评估报告、合规手册），确保服务质量可追溯。

技术驱动：从 “人力作业” 到 “智能合规”

AI等技术将重塑法务工作模式，法务需主导数字化转型：

1. 合同智能审查：引入AI智能工具，自动识别合同中的 “数据保密条款”“违约责任” 等关键信息，并生成风险评分。
2. 合规监测预警：通过技术建立 “合规审计链”，实时跟踪数据使用等关键指标。
3. 跨境纠纷智能处理：利用AI分析多法域判例，为涉外诉讼提供策略支持。

结语：在 “变革与机遇” 中锚定法律的务实价值

“十五五”规划下的法律变革，本质是 “国家战略” 与 “市场需求” 的深度耦合 —— 法治不再是 “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能解决产业痛点、民生难点、开放堵点的 “务实工具”。

对法律人而言，把握机遇的关键在于：既要 “仰望政策”（读懂规划中的战略方向，如要素改革、碳达峰），也要 “俯身实践”（深入产业一线，理解科创企业的技术瓶颈、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唯有将 “法律专业” 与 “产业需求” 紧密结合，才能在从 “保障到引领” 的转型中，实现法律行业的价值突破，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