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外利差的分析报告（转）

在现阶段，我国银行存贷利差的大小取决于政治决策的力度。扩大存贷利差可能会触及某些利益团体的利益，但在国家的长期利益和某些利益团体的短期利益之间，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很清楚的。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李波

 

中外大型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的比较分析

作者：上海投资学会理事 史万钧  来源：《新金融》2008年第1期

时间： 2008-02-29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工、中、建、交四大商业银行在境内外上市，它们的利润正逐年大幅度上升，用国际上通用的资产收益率来衡量这四家银行的效益，总的说来是处于全球前50强国际大商业银行的中游水平。有人可能用“人均利润”指标来非议中国大商业银行的效益低下，但由于税负、汇率和业务范围不同等因素用该项指标来对比是不适宜的。有人以行政定价为由非议中国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很大，但从所引用国际上八家(包括美、欧和香港地区)大商业银行的实际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差的数据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所形成的存贷款利率差应该说还是接近国际大商业银行的中等水平。

 

[关键词]商业银行管理，中外银行对比存贷利差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商业银行中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境内外的上市，它们的利润逐年大幅度上升。2004年这四家银行的税后利润合计为861亿元，2005年上升到1097亿元，上升27.4%，2006年则更以36.37%的速度上升到1496亿元。正是由于这四家银行的利润大幅度上升，使得它们各自的资产收益率尽管尚存在税负差别，汇率折算和经营范围等制约其利润增长空间的因素，却已接近或超过一些国际大商业银行的水平。例如，2005年欧洲的瑞士联合银行、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日本的银行等国际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均低于当年中国建设银行的0.92%、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0.72%，只是美国的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处于较高的水平(参阅《上海投资》2007年三月期《中外大商业银行的效益分析比较》)。另外，《财富》杂志曾公布2006年全球前50名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参见下表：

 

资产收益率也称资产回报率或资产利润率，是考查银行对其资产运用能力的指标。因其不受汇率折算的影响，使各银行之间的效益具有可比性，因此它成为各国银行通常所采用的重要指标。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资产收益率高于2%的仅有三家银行。

总的说来，美国的银行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在国际间有影响力的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两者均为1.1%，处于中等水平。资产收益率最低的是德国商业银行和巴伐利亚州银行，分别仅为0.2%和0.1%。表中四家中国已上市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除了工商银行为0.6%外，其他三家都在0.8%，虽低于美、加、澳的大部分银行，但与汇丰控股和劳合集团相同，并高于大部分欧洲和日本的大商业银行，也可以说处于中等水平。

然而，正当我国几大商业银行的效益水平与国际较多大商业银行的中上水平接近时，国内外的某些学者却出现了一些非议之声。其一是仍然声称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低，如在《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分析》(2007年《上海投资》第九期)一文中，两位大学学者列出了2005年我国六家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和境外大商业银行汇丰控股和花旗集团的盈利水平的对比表，在表中虽然显示出中国建设银行当年的资产收益率为1.03%，接近于汇丰控股的1.06%，另从股权收益率来看，建设银行和民生银行分别为16.38%和17.48%，均高于汇丰的16.16%，但是却得出了“和国际一流银行比较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当低下”的结论。在《中外大商业银行效益的分析比较》(《上海投资》2007年第三期)本文作者曾以2005年我国四大上市银行(工、中、建、交)与国外八家大商业银行(花旗、美国、汇丰、渣打、巴克莱、瑞士联合、德意志和东京三菱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股权收益率进行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欧洲的瑞联、巴克莱、德意志银行和日本的银行，其资产收益率均低于中国建设银行的0.92%和中国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的0.72%。如果中国的商业银行的税负得到合理的调整，那末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可分别达到1.16%和1.04%，与汇丰控股和渣打银行的1.06%和1.07%不相上下，只是与二家美国的银行尚有差距。从本文前述《财富》所载的2006年《全球前50家大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排名表》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不包括中国农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可居世界中游水平。那么，《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分析》一文怎会得出“我国国有银行盈利水平相当低下”的结论呢?看来可能是与该文表中所列另一栏“人均利润”指标有关。的确，在现行的汇率情况下，我国大商业银行的人均利润与国外大商业银行相比确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当前人民币的汇率在资本项下尚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尚不能充分反映其真实价值。如果，按购买力平价原则采用“汉堡包指数”，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3.59来计算，经合理调整税负后2005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人均利润可达到5万多美元，建设银行为4万多美元，工商银行也接近4万美元，前两家银行已超过渣打银行并和汇丰控股以及巴克莱银行不相上下。不过与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的水平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另外，人均利润指标即使在国外各银行之间，由于各自经营的金融业务范围和种类不同，也会使各自的人均利润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例如，2005年以零售业务为主(网点多、员工多)的花旗集团(299000人)和汇丰控股(284000人)的人均利润分别为82237美元和55880美元，仅为以批发业务或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网点少、员工少)的瑞士联合银行(69596人)人均115655美元的48.3%和71.1%。显然，人们不能仅以此而评价说花旗和汇丰的整体效益比瑞联差得多。因此，仅以人均利润指标来衡量世界范围内各商业银行之间的效益水平是不适宜的。

 

另一类非议之声是指责我国商业银行是一种垄断性企业，其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性的定价政策。如北京一位学者在《市值超过GDP的虚胖与警示》(2007.8.28.《第一财经日报)》一文中说：“…以目前利润暴增的国内银行业为例，没有行政性的存贷款高利差政策，以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大银行利润马上就会化为乌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它们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性定价政策。”这位学者在以前另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出：“要大大减少银行长期享受的利差空间…”。又如另一位香港学者在加拿大《2007年中国经济论坛》的演讲中说：“…那就是供给面由于政府的垄断，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面呢虚拟资金横行造成市场化过度，…所以中国银行业的需求面也是过度…，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息差很大…”。本文不拟讨论垄断和利率市场化问题，而是就这南北二位学者所分别提出的“行政性的存贷款高利差政策”和“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息差很大”(行政定价造成的)问题做一些与国际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的分析对比。学者们在文中提出的“行政性定价政策”应该是指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公布的国内金融机构要遵照执行的存贷款基准利率。根据国内经济形势中国人民银行从 2006年 8月 19日起 到 2007年 8月 22日前 后共向上调整了六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参阅下表：

 

从基准利率调整的趋势来看，存贷款利率差正在逐步缩窄，从3.6%下降到3.42%，但是这个差距从二位学者来看恐怕仍然认为是过高。当然，我国商业银行在原则上执行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的情况下，随着存款期限不同(如一年以下或以上、计息或不计息活期存款)，贷款期限不同(如一年以上，一年以下)和贷款种类不同(如公司贷款、住房贷款、消费贷款、信用卡贷款)，各银行的实际平均存贷款利率会与基准利率不同。例如，中国建设银行2005年报披露其2005年和2004年的客户贷款及垫款项下的实际平均利率分别为5.39%和5.18%，而其客户存款项下实际支付的平均利率分别为1.39%和1.29%，其存贷款利差分别为4%和3.9%；交通银行2005年报披露其2005年的平均存款利率为1.51%，平均贷款利率为5.22%，其存贷款利差为3.7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的平均存款利率为1.66%，平均贷款利率为5.42%，其存贷款利差为3.76%。由此可见，国内几家大商业银行的实际存贷款利差要高于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那么国际上以市场定价的大商业银行其存贷款利差有多大呢?兹就两家美国银行、两家欧洲银行、两家(中国)香港银行和两家曾以远东为主的英国跨国银行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差列表比较如下：

从下表中可以看到两家美国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最大，花旗集团两年的平均利率差为6.28%，美国银行为4.46%(实际上美国银行的不计息存款占计息存款的比重高达40%，大大高于花旗的1%，故其全额存贷款利差要高于4.46%)，其后依次为汇丰控股的平均数为4.33%，渣打银行为3.55%，香港汇丰银行为3.26%，巴克莱银行2.95%，恒生银行为2.41%，最低为荷兰银行的2.31%(该行的存贷款采用年末余额而非其他银行的平均余额)。美国二家银行的较高利差加以更高的存贷比(2005年花旗集团为98.5%，2006年美国银行为100%)，使其盈利能力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从前述全球前50名大商业银行的资产回报率表中也反映出美国的大商业银行资产回报率大多处于前列。据报道，世界上大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差最高的是巴西银行为43.51%，名列第一。由此看来，我国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水平大大低于美国的商业银行，而是与曾以远东业务为主的跨国大银行汇丰控股和渣打银行的水平相接近，而非如有些学者所指责的“息差很大”或“存贷款高利差”。应该说，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所形成的利差还是接近于国际大商业银行的中等水平。另外，有学者在互联网上著文说：“国际上平均的存贷款利差通常在2个百分点”，这个说法与本文所引欧洲、美国和香港(地区)八家大商业银行的实际数椐不相符。(即使其中最低的恒生银行和荷兰银行也高于2%分别为2.4%和2.31%)。当然也可能世界上有的银行会是这种情况，但不能以此做为通论，诚如有人曾说国外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通常为2%一样，从前述全球50家大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表中可以看到只有三家银行在2%以上，更多的却是在1%以下，故不能以极端做为通常。另有人在引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曾发布的《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时称：“据该报告显示，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差比国外高14倍。在中国一笔交易，银行可以赚到300个基点的利差，而在成熟市场上，银行有20个基点的利差就已经不错了”。这一段内容也为其它非议中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高的人士所引用。看来这里是把两种不同的贷款基准利率混淆了。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伦敦市场上的欧洲美元大额贷款(或其他欧洲货币)多采用浮动利率，其贷款利率通常是在LIBOR(伦敦同业拆放利率)的基础上另加一个利差(spread)，这个利差可能是20个基点(也可能是几十个基点)；而人们现在非议的中国商业银行高利差是指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一年期的存贷款利差，目前是3.42%，这是一种固定利率。这个利差(也即342个基点)和伦敦市场上的20个基点相比当然要高出10多倍。在国际上，当银行采用以LIBOR做为基准利率来发放客户(公司和个人)贷款时，其资金来源既有以LIBID(伦敦同业存放利率)吸收的存款，也有其境内的一般性存款。以这种方式发放的贷款，银行所赚取的利润可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在LIBOR基础上所加的那块利差，二是LIBOR和LIBID之间的利差(通常为12.5个基点)，三是一般性存款资金成本和LIBID资金成本之间的利差。所以国外银行的利差决不会只有20个基点。事实上，本文中所引用的美、欧大商业银行的实际存贷款利差也已说明了“中国银行业的利差比国外高14倍”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是以讹传讹。

作者：上海投资学会理事 史万钧 来源：《新金融》2008年第1期

(由于有三张图片格式的表没有显示, 请到以下地址查阅)

.http://www.pbcti.cn/main/show.php?id=38200

 

 

银行存贷利差与金融生态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李波  来源：人民银行网站

 

1．银行存贷利差的跨国比较

银行存贷利差通常用“净利差”和“毛利差”两种数据来衡量。“净利差”是指银行的净利息收入（总利息收入减去总利息支出）除以银行总资产或利息类资产，而一年期“毛利差”是指一年期平均贷款利率减去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银行并不能从所有的贷款中获取利息收入(因为存在不良贷款),而它需要给所有的存款支付利息,所以“净利差”低于“毛利差”。一般来讲,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 “净利差”与“毛利差”的差距就越大。相对于“毛利差”而言，“净利差”更能反映银行提取呆坏账准备金、补充资本金、以及赢利的能力。

数据表明，我国在1988年至1995年间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2.1%）远远低于转型国家（包括中国、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国和斯洛文尼亚）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6.4%)，也远远低于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6.2%)。事实上，我国在1988年至1995年间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也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2.7%)。在1988年至1995年间，美国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为3.9%，匈牙利为4.7%，俄国为4.7%，波兰为6.1%，印度为4.0%，巴西为8.9%，阿根廷为7.3%，墨西哥为4.6%，秘鲁为6.5%，均显著或大幅度高于我国的2.1%。

1995年至1999年间的情况与1988年至1995年间的情况基本相似。1995年至1999年间，转型国家（包括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国和斯洛文尼亚）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为5.6%，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为6.6%，均远远高于我国主要银行在同时期的加权平均净利差（2.3％）。在1995年至1999年间，美国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为4.3%，匈牙利为4.9%，俄国为6.0%，波兰为6.8%，印度为3.5%，墨西哥为5.7%，而秘鲁为7.9%。

2003年，主要工业国主要银行的加权平均净利差在1.25％－3.66％之间，拉美国家主要银行的加权平均净利差一般在4％以上，转型国家（除中国外）主要银行的加权平均净利差一般也在3％以上，而我国主要银行的加权平均净利差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左右，显著低于拉美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显著低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水平。

同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不包括中国）的一年期毛利差普遍高于发达国家。2003年，主要工业国一年期毛利差在1.78％－3.59％之间，拉美国家一年期毛利差在3.82％－45.11％之间，转型国家（不包括中国）的一年期毛利差在3.60％－8.50％之间，而我国的一年期存贷款毛利差从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33％，显著低于拉美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

 

2．对我国银行存贷利差的分析

笔者认为，如果在现阶段的制度环境下（1）我国各商业银行的存贷利率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2）各商业银行是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有效的市场主体，那么我国银行的存贷利差会大于现在的水平。现在我国的过低的银行存贷利差是政府利率管制的结果，是银行缺乏恰当激励和定价能力的结果，是我们长期让银行业承担改革成本的结果。随着银行改革紧迫性的增强，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扩大银行存贷利差，保证我国银行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同时创造合理的资本回报，这样，我们的银行才能在市场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为银行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也为我国银行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作好准备。

为什么我国银行的存贷利差应该扩大呢？这可以从下列因素中找到答案。

（1）银行的管理和经营状况

有研究表明，在美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净利差成正比，但在拉美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净利差没有明显关系。拉美国家的情况可能与其银行拨备不足有关，也可能与其银行业的“逆向选择”有关。正常的关系应该是象美国那样，银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净利差成正比，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银行而言，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很高的。例如，根据各银行的年报，2003年，花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除以总贷款）为2.0%，美洲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8%，汇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8%，瑞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2%，而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6.3%，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9.1%，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1.2%。（注：我国银行的数据还不包括转移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由于我国银行内部管理基础的薄弱和一些外部制度环境的因素，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难在一段时间内降得很低。换一个角度，相对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讲，我国的广义货币存量（M2）是很大的，这意味着银行贷款的边际收益率是比较低的，同时意味着一段时间内银行贷款的不良率会比较高。因此，我国银行的净利差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比较高的。

（2）金融生态

有研究表明，除了银行本身的管理和经营状况外，外部制度因素（包括产权保护制度、法院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执行合同的难易和有效程度、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或监管程度、政府的负责性和有效性、腐败的严重程度、以及经济自由的程度等）是解释各国银行净利差高低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国银行运营的制度环境越差，该国银行的净利差越高。外部制度因素是金融生态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银行而言，我国银行生存的制度环境并不是太好，甚至可以说有些方面很不好。我国还缺乏一个有效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制度，银行的客户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抵债资产的冻结、接收和处置手续繁琐，税费高昂；银行不良贷款的回收受到法规不健全、司法不公、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各方面的困扰，困难重重；等等。事实上，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2004年的最新排名，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经济自由度（其中包含对产权保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监管体系的透明度、执法的能力和效果等方面的评价）排在第128位，属于经济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我国银行借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上市公司披露规则的有效性还比较差，我们的担保法的执行还面临很多问题，我国的银行依照贷款合同对抵押品进行收缴和处置的难度还很大，我国法律对骗贷行为还没有设立有效的罚则（贷款诈骗罪很难认定）。上述因素都意味着我国银行贷款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只有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才有可能防止银行亏本、拨备不足或资本金不足。所以在我国，银行存贷利差应该是较高的。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美两国银行运营的制度环境和运营成本率来大致推断我国银行应有的最低利差。相对于美国的银行而言，我国银行的最大的优势是较低的运营成本率（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银行的运营成本率是低估的，实际水平会高一些），而我们最大的劣势是落后的制度环境和落后的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经估算，即使从很乐观的估计看，我们也大致需要提高银行存贷款年利差（毛利差）1.5－2.1个百分点，这样才能保证我国银行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同时创造合理的资本回报，降低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系统性风险，为我国银行的成功改制和上市创造条件，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也为我国银行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作好准备。

（3）其他因素

影响一国存贷利差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该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研究表明，一国股票市场交易量越小，该国银行净利差越高；而一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相对于该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越低，该国银行的净利差也越高。这都表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的绝对规模和比例都是很低的，而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比例是很高的。例如，根据世界交易市场联合会和中国电子行业信息网的数据，2003年，美国各股票市场总交易量为17.3万亿美元，其股票市场总市值相对于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为195%，而我国各股票市场总交易量为3.3万亿人民币，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相对于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为15%。我国间接融资的比例远远高于直接融资的比例，意味着我国银行的净利差应该是比较高的，这样才能保证银行信贷资金的供需平衡。

（4）我国银行所特有的因素

除了上面谈到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些我国银行所特有的因素。我国银行大多缺乏清晰的产权激励和产权约束，内部人控制和腐败严重，贷款过程中的行政干预较多，再加上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产生很强的资产扩张的倾向（贷款越多，腐败的机会越多），造成大量的不良贷款，而较低的贷款利率则助长了这种资产扩张的倾向。加大存贷利差有利于限制银行的低效率的（甚至是负效率的）资产扩张，限制不良贷款的增长。

从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历史形成看，很重要原因是银行存贷利差过低，不足以弥补贷款的风险，造成银行坏账拨备和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不断积累，最后结果是国家买单不可避免，造成国家财政巨大的负担和通货膨胀的危险，也造成银行业的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国家买单以后，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从长期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进我国银行运营的制度环境和银行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银行运营的制度环境和银行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到位之前，我们必须制定合理的（即较高的）银行存贷利差，这样才能保证我国银行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减少不良贷款的积累，降低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系统性风险，防止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出现。

现在我国的过低的银行存贷利差是政府利率管制的结果，是我们长期让银行业承担改革成本的结果，是“重工业，轻金融”和“重物质生产，轻金融”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在世界经济高度全球化和金融化的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会直接危及我国的金融和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安全。墨西哥、阿根廷和东亚金融危机都证明，在当今世界，金融领域的不稳定会直接带来整个经济的不稳定，金融的危机会直接带来整个经济的危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最大的风险在于银行体系中大量的不良贷款。国家已经两次拿出巨资来注入不良贷款最严重的国有独资银行，并帮助它们剥离不良贷款。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继续不合理地压低银行存贷利差，否则，我们的银行将仍然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弥补贷款的风险，从而会造成银行坏账拨备和资本金再次减少，不良贷款再次积累，造成银行业更大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严重危害我国的金融和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安全，加大大规模银行和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

 

3．经济周期、金融危机和银行存贷利差的关系

观察一国银行的存贷净利差，应该观察一个长周期中的变化和平均水平，而不能只看经济景气时的水平。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会直接影响一国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影响该国银行的存贷净利差。当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往往大幅度上升，使银行的净利差大幅度下降，造成一部分（或大部分）银行的倒闭，使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一国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往往取决于该国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是否有足够的积累（坏账准备）。

各国对付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银行风险一般有两种方法。有些国家（例如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的银行在经济景气时就保持较大的存贷净利差，从而能够积累足够的坏账准备和资本金，以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渡过难关。另一种方法是，由于平时积累不够，有些国家（例如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银行通过衰退或危机后的很高的存贷净利差来弥补衰退或危机期间的损失。

上述第二种方法的成本是很高的。第一，由于平时积累不够，大量的银行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倒闭，使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为了防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大面积倒闭，政府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期间常常不得不出手救助濒临倒闭的银行，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或通货膨胀的危险，妨碍经济的正常复苏，同时增加银行业的道德风险。第三，衰退或危机后的很高的存贷净利差往往对经济的复苏产生抑制作用，增加经济复苏的难度，拉长衰退或危机对经济破坏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观察一国银行的存贷净利差，应该观察一个长周期中的变化和平均水平，而不能只看经济景气时的水平。现在有人说，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近两年的年利润有好几百亿，似乎利差过高。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四大国有银行还没有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如果四大国有银行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它们的年利润不会有好几百亿。第二，现在是经济很景气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景气时的银行利润而忘记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银行体系可能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风险。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经济景气时就保持较大的银行存贷净利差，使银行能够积累足够的坏账准备和资本金，以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渡过难关，防止大规模银行和金融危机的出现。

最后，在现阶段，我国银行存贷利差的大小取决于政治决策的力度。扩大存贷利差可能会触及某些利益团体的利益，但在国家的长期利益和某些利益团体的短期利益之间，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很清楚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