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推进务实的中国企业信息化工程

    由于当代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要素，科技实力实际上成了决定各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说：今天知识和技能是各种竞争中获得优势的惟一胜利源泉。一个国家的技术政策就是它的工业战略，它决定着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进行竞争。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科技发展领先地位和现有的优势产业基础，又一次站在了起跑线的前端，后起国家的发展则只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进行更为艰难的追赶。由于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所有参与竞争国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新位置，使自己在新的分工中长期保持最佳的市场前景。

    中国的产业发展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处于中前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多数产业仍属“幼稚”的情况下，就必须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挑战；在中国传统产业尚未获得长足发展、国内市场尚有一定需求空间的情况下，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中国企业技术经济实力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就必须参与国际竞争，与跨国公司进行较量；在中国产业总体盈利能力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较低、国家财力和社会投资力量并不雄厚的情况下，就必须完成双重任务：既要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又必须紧紧盯住国际产业技术创新的前沿领域，力争形成突破，为形成未来产业竞争优势奠定基础。因此，积极选择和培育国家关键技术，并努力实现产业化，是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

    近20年来的新技术革命过程，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无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各主要产业的技术经济基础和竞争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同时也进入了一个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发展时期。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将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如何选择产业技术的突破口，并实现产业技术的全方面创新，改变产业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这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

    （2）突出问题的宏观性、综合性。应该关注21世纪初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由国家直接关注的全局性、综合性问题。特别应高度重视能够体现技术和产业交叉、渗透性的问题，如有关资源、环境、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领域。这些领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通常超出了现有管理部门的工作范围，必须由国家来进行协调。

   （4）突出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于能够促进科技和经济跨越发展的关键技术群或重大产品技术，由国家组织重点攻关；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再过多干预。值得总结经验的是，有关国家重大关键性的技术政策研究，以前的五年计划也曾进行过，每次都想突出重点，但搞到后来还是面面俱到，没有重点，各方面也不协调，也就很难发挥重要作用。“十五”期间国家关键技术的选择，应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在技术政策的导向上体现国家的意志，集中在国家直接抓的少数关键性技术及项目上，而且是“十五”期间必须落实的。从战略上考虑，国家必须完成两个方面的大幅度投入，一是对战略产业及关键技术的投入，二是对提供公共领域技术进步的投入。

　　对国家关键技术，各国根据问题的不同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比较有代表的一些表述如：“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对国家经济有决定性影响，而且考虑到技术发展趋势，并可在大约十年左右有重要商业应用的技术”（德国研技部）；“对日本有90年代后期至2010年的产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日本经济企划厅）；“紧密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家目标，对提高经济效益，有利社会和谐，改善安全和卫生有重要作用的技术”（澳大利亚科工组织）；“对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就业，培养社会凝聚力的跨部门、跨行业的通用技术”（欧共体）。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选择国家关键技术在考虑到国外选择的一般原则外，还应该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和未来发展的总目标，充分考虑改革和发展阶段性和过程性。我们认为，以下几个特征可以作为选择国家关键技术时的参照标准。

    2.能够满足大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技术。与一些实施外向型战略的小国相比，中国经济的最大特点在于，大国经济必须以国内需要为主，保持国内生产和技术体系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非常重要。从大国产业的国际地位要求和大国经济结构目标的需要出发，许多重要产业的发展和重大技术开发是大国必须承担的。在一些重要的竞争性领域保持产业技术的领先地位，也是大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竞争的基础条件。

    4.国际上买不到或购买成本特别高、必须自主开发的技术。这种技术一般可称之为非交易性战略技术。在现代国际竞争中，技术竞争以及技术控制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一些决定产业国际实力的关键技术，通常是市场买不来的，或技术领先国故意抬高价格，使技术引入国必须支付高昂的成本。中国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某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因此必须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战略产业和战略技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保持相对独立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虽然产业的全球趋势日益加强，产业技术的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但产业体系和产业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对于改变一国产业技术的国际地位，并提高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能力，增加国际竞争中的技术威慑力，作用非常明显。

    6.满足特殊需要（如维护国家安全及其国家利益需要）的技术。当代产业的全球竞争并不是弱化了国家因素，相反无论国际竞争以什么方式进行，国家因素总是发挥作用，并从根本上体现为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仍是技术发展的最基本战略目标。

　　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关键性技术历来受到重视，并在经济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一五”时期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60年代的“两弹一星”等，都是国家抓关键技术的重大措施。80年代以来，国家相继实施的各类科技重大计划，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1）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应该由重大项目带动。重大关键技术必须有重大工程项目为依托，这是重大技术研发活动的落脚点，也是其必要的市场基础。一项关联带动性强的重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化项目，往往可以带动本领域和相关领域的技术群的整体进步。如美国60年代的曼哈顿工程计划、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的60年代的“两弹一星”等，都对产业技术发展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国家既要抓关键技术的选择，也要抓技术落实，即产业化项目，同时也必须抓宏观政策导向。

   （3）重大关键技术能否有效实施，关键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的市场实现本质上是一个组织过程。在重大技术创新上，我们有过经验和教训，如大型飞机、集成电路一直在抓，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其原因主要是体制上的影响较大，现在面临的仍是这一问题。许多专家在分析硅谷成功经验时，都强调了制度因素决定性意义。世界上存在许多信息产业聚集区，但只有硅谷最成功，因为硅谷具有特殊的运作模式和制度基础，如风险投资体制、企业家精神等。而中国缺乏的正是这方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条件和组织方式，即使我们找到了类似于“两弹一星”式的技术攻关领域，也难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动员和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保证搞出成效。应在体制上根本改变政府出资、科研机构研发，企业使用的技术创新路线，建立促使技术进步各受益主体积极参与的政府与企业联合开发体制，使体现国家意旨的政府投入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